女性参政者的媒体再现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不仅影响着社会对女性主体身份的认可,更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认知。研究发现,无论是体现政党意识形态的媒体,还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两会”女代表的身体/服饰,且在深层次表现出对女代表的刻板印象——反复提及女性“柔弱”的特质,鼓吹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女性角色,并将女性视为政治活动中被“观看”的客体。

　　近年来,随着中国妇女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出现在政治场域之中,女性政治人物的增加不仅彰显着中国政府在促进妇女权益方面的巨大努力,也使得这些走向政治前台的女性成为了媒体聚光灯下的明星,她们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则是被媒体再现、被社会评论的焦点。每年全国“两会”的召开,女代表和女委员们都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代表们成为了“两会”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亮丽风景。事实上,尽管“两会”中女代表的比例还远未达到联合国妇女署和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所提倡和建议的30%,但女性政治参与者数量的连年增长已是事实,中国政府也不断利用制度化的手段鼓励女性参政议政。从长远来看,女性参政有着非常积极的社会作用:体现政治进步、传播性别平等观以及克服对女性的刻板成见等。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女性的政治形象经常遭到媒体的歪曲和误读,她们要么被贴上“男性化”的标签,要么成为父权社会中被观赏的“花瓶”,许多女性政治参与者强调,她们受到了与男性政治家完全不同的对待,“感觉妇女当选是受到了特别照顾或者为了某种需要”。

　　女性、政治与媒体

　　女性的形象再现议题,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政治议题。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大众传媒长期存在着性别歧视,女性于媒体中所呈现的形象多为社会大众对她们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的反复传达会不断巩固着父权制的优势地位。大众媒体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了父权文化的欲望,这种女性形象与角色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父权文化和父权观念。如今,即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媒体行业,但大众媒体还是在持续不断地扭曲女性形象,比如将妇女边缘化、社会性别关系刻板印象化、社会性别阶层化、社会性别歧视普遍化等。 有学者在对《中国妇女》杂志封面女性人物变迁的分析中发现,中国女性形象逐渐从“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转变为消费主义者形象,这种变化直接地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党意识形态与父权制是如何影响女性媒体再现的。

　　一直以来,女性政治家形象在媒体再现的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异化、边缘化。大众媒体对女性政治参与者的形象建构倾向于复制传统父权体制,重现着父权支配及宰制女性的社会结构:在传统价值体系中,男性与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男性化特质往往被赋予积极的涵义,而女性化特质则相反。在此类社会当中,流行的新闻价值观将女性认定为不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将她们主要当作新闻中男性的妻子、母亲或女儿来报道,女性通常只有作为时尚或娱乐人物才能受到媒体的重视。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女性政治参与者的广泛关注本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可以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然而,父权文化影响下的大众媒体很容易带有偏见地去再现女性政治形象,有学者专门分析了中国影视剧的女性领导角色,发现女性要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有两条途径:一是按男性审美标准塑造自己,做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女性;二是要比男性更顽强更努力,付出更多,使自己“男性化”。 在西方社会,很多女性政治家特意展现自己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特质以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另有学者根据媒体中呈现的女性领导形象,将她们分为“贤内助”型、男性化的“女强人”和“妖魔化”的女性,以此展现女领导媒体形象的偏差。亨德森认为,媒体经常从穿着和外貌的角度报道女性政治家,且不断强调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妇女/母亲角色;同时,媒体和公众希望女性政治参与者比她们的男性同事更加处事得体,如果她们达不到这种期望的话,就会被无情地批评甚至遭到蔑视。 总的来看,当代女性政治精英在媒体的再现上承受着双重“他者化”的压力,一方面是在政治领域中,女性长期处在被排斥的边缘状态;另一方面女性形象经常被刻板印象化和曲解。

　　女性政治形象宣传的偏差,会潜在地影响女性参政的自我认知,并导致社会公众对女性参政产生错误的认识和评价。在2012年“两会”期间,有关浙江团女代表穿旗袍的新闻广泛扩散,引来社会一片争议,很多人批评这些女代表将“两会”视作秀场,并质疑她们是否带来了有建设性的议案,相关言论的发布不仅给浙江团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更是将社会关注的焦点从“两会”本身转向代表们的着装打扮。媒体如何报道女性政治参与者不仅影响着社会对女性主体身份的认可,而且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在“两会”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中,其间参与的女代表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女性政治精英,她们的媒体形象对于建构民主平等的政治参与文化具有特殊意义。那么，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再现这些女性精英的呢？

　　我们使用百度新闻高级搜索,以女代表/女委员为新闻标题主题词,分别限定四种新闻源(新华网、人民网和新浪网、搜狐网)。时间范围是2012年3月3~14日。这四大网络媒体在女代表参政的框架设置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新闻报道中女代表的再现框架是不均衡的。从总体上来说,关注女代表的服饰和身体的新闻报道平均占40%,这也印证了之前所提出的观点,即女性的参政形象总是被边缘化或异化,她们容易成为这个父权文化主导的社会中被消费的“客体”;其次是女代表参会的议案和提议,约占32%,这项本该成为最受媒体重视的框架却屈于女性身体/服饰框架之下。换句话说,女性参政议政的作用和积极性还不如她们穿什么衣服受媒体关注。

　　分析时可以发现,新华网、人民网报道中的会议/议案框架与身体/服饰框架的数量不相上下(36%VS35%),而市场化倾向更强的新浪网和搜狐网对女代表身体、服饰的关注要远超对会议本身的关注,其差异非常显著。这也表明,作为政党意识形态传递者的新华网和人民网尽管无法摆脱对父权文化的再现功能,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重视“两会”期间的“应然”话题——参政议政;相比之下,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商业门户网站会较刻意地迎合社会中父权文化价值观,更多地转载和发布那些关乎女性外在形象的新闻报道。

　　(一)刻板印象

　　在父权体制下的新闻报道,即使在描述女性代表参政议政时,仍大量使用体现女性特质的相关内容,刻画着传统中对女性的观点。倪炎元用公共领域的“她者”来形容女性政治精英的参政形象。由于男性政治精英占绝对优势的生态被视为常态,女性政治精英的表现和处境经常会成为报道的焦点。 “两会”期间,女代表的议案和发言更是被组合成专题和深度报道,主要原因是媒体对“她们”的言论更感兴趣。如2012年3月8日《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她”发言:女代表委员发言既新潮又大胆》:

　　全国“两会”庄严的会场上,西装革履的男士中间,穿着姹紫嫣红的女士们为严肃的会议添上温暖的色彩。穿着鲜艳地出席这个全国人民瞩目的大会,这是女代表、女委员的“特权”,体现了女性的特色。但女代表、女委员并非只重外表,她们也十分有内涵有眼光,建言献策掷地有声。……在“两会”的会场上,“她们”总能给我们带来不逊色“他们”的惊喜。

　　这篇以女代表为焦点的新闻虽然是为了表明她们在新时期所展现的政治风采,但在导语中用“姹紫嫣红”、“温暖”、“穿着鲜艳”这样的字眼来隐喻女性参政的独特,以与庄严、西装革履、严肃这样的常规政治会议元素做对比。尽管该新闻是应和“两会”和“三八妇女节”所做的彰显女性参政作用的报道,却有意无意地将女代表视作一种不同于男性参政者的特殊群体。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记者又特意突出了女性特质:

　　她们的发言彰显出闪亮的责任感,因此,当有的女委员突破“重围”成功发言后,甚至激动落泪。……相对气势磅礴的演讲、声色俱厉的疾呼,“她”发言中有很多柔情的亮色。这些感性的元素是女发言者最有力的“武器”。

　　“落泪”、“柔情”、“感性”这些一向代表女性柔弱特质的符号得到了凸显。这些话语的使用表明,在中国,媒体对女性政治角色的认知依旧停留在复制传统的性别刻板成见上,强调男女性格特质的不同。除此之外,“两会”报道中的女性还经常被与消费、娱乐相联系,在新闻《女代表:会上过节很充实》中,记者如此写道:

　　8日上午是本次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下午新疆代表团分组审议四个草案。热娜•卡斯木和大家一样,忙碌而充实,虽然没有逛街购物,没有闺蜜聚会,但作为人大代表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感令她幸福。

　　这则报道以生活娱乐和参政议政作为比照,在述说新疆团女代表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感之前,用女性热爱逛街购物、闺蜜聚会来进行反衬。尽管记者的目的是展现女代表积极审议刑法修正案的热情,但无形中将女性刻板印象化了,好似在说“购物、聚会”这些事情才是女性幸福感的来源。而在对另一位新疆女代表的描述中,女性的家庭角色得到强调:

　　虽然很忙,但她没觉得影响生活质量。丈夫对她的本职工作和代表工作非常支持,每次妻子出差,都会料理家务,把家照顾得井井有条。而哈丽妲•努尔买买提回来后也会给丈夫“放假”,自己多做一些家务。“其实,家庭和事业并没有太多的矛盾,有困难克服一下,还是可以兼顾的。”

　　在这部分报道中,女代表因政治参与而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被媒体所强调,“家庭和事业并没有太多矛盾”的说法充分体现了女代表成功兼顾二者的能力。英国学者伍德沃德在对《新女性》杂志的研究中发现,其鼓吹的新女性形象是那种将“家庭妇女”和“职场女性”角色成功结合的人。 媒体这种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刻板印象无疑加大了她们在政治领域表现的难度,也给有志投身于政治的女性平添心理障碍。

　　(二)身体服饰

　　一直以来,“两会”中身穿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女代表都是媒体镜头捕捉的焦点,而女明星委员也是经常遭遇记者“围追堵截”的对象。在“两会”这一政治事件中,新闻文本的话语不断地重现男女两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分工,如同男性就是天然的政治参与者,而女性只不过是满足男性观看欲望的物品罢了。在大众传媒与其话语力量的助推下,女性被不断物化。这种角色的异化鲜明地体现在会外女代表的媒体形象中,大众传媒使用相当多的篇幅来报道女代表的服饰和外貌。如新闻《大会堂前发菜篮　民族服饰亮广场》:

　　“请回头,请转身……”5日8时20分左右,人民大会堂广场上,几名来自广西的女代表身着艳丽的民族服饰,并肩走向会场,一路被媒体“前后夹击”。伴随相机“咔咔”响,女代表从容前行。不少跟在后面的记者高喊“回头,转身”,代表们默契地一起回头,定格几秒。拍照的媒体记者发出会心的笑声。

　　与广西代表团同住一处的是贵州代表团,来自贵州的女代表多穿上了苗族服饰,身上的银饰叮当作响,一出驻地大门即吸引了不少目光。从驻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女代表一下车即自觉走成一排。“每年我们的少数民族女代表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几位男代表边笑边说。

　　尽管少数民族代表的服饰长期以来都是“两会”期间重要的会外花絮,但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男代表受到媒体关注的几率却小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外貌的重视已经形成了一种“美貌迷思”。在一些会外新闻中,女性外貌直接成为了男性评论的话题,如《张德江称赞广东女代表漂亮,汪洋幽默称都是原装》一文,本意是显示国家领导人的亲民和蔼,但却不合适地将女代表客体化了,“原装”一词更是典型的物化。另外,女明星代表受到关注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们的素颜照片、出镜发型等被各大媒体转载和评论,《“两会”女星穿着大盘点,教你如何得体出席》《“两会”女明星委员着装,倪萍被赞会打扮》等新闻受到热捧,公众对女性身体的“窥视”已经逐渐从社会领域蔓延到政治生活当中。

　　当下,女性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现象需要得到媒体的正确对待。刻板印象、曲解和误读都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容易诱导公众将严肃的民主政治生活视为一场政治表演。而对女性政治精英来说,媒体再现是她们投身政治领域必须面对的挑战与压力,既不能主动陷入媒体设置的框架中,也不能任由媒体将自身形象边缘化。事实上,从近年“两会”女性参与的状况来看,她们大都较好地实践了代表的责任,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在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努力相当显著。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即使人们逐渐了解到刻板成见会削弱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由于父权制的根深蒂固和媒体对经济利益的不懈追逐,女性参政者的身体和服饰还是会继续成为政治新闻报道的重要部分。所以,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提高女性代表和委员的比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也许只有当女性不再被视为政治领域的“她者”时,女性的政治地位才能得到真正提高,全社会的参政议政水平才能得到保证。

　　本文节选自《媒介与女性蓝皮书：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2011～2012）》

　　本文作者：贺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