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智库的力量》一书

　　“是经济，笨蛋。”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这句话像口头禅一样被不断重复，帮助比尔•克林顿打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乔治•布什。面对2009年以来给欧洲带来严重创伤的欧洲金融危机，这句话仍是真理。经济与政治从本质上说相互关联，就是因为选民对于未来抱有预期，包括公共服务和福利。在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公共服务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欧盟，政治却阻碍着可行的经济解决方案的产生，这对欧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害的。在许多欧洲国家，内乱、衰败的政府、高失业率，再加上实施紧缩项目中的诸多困难，表明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或许也可以说，与社会发展受阻）之间的关联。

　　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争议和阴郁的环境下，在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竞争中，由智库提出的掷地有声的想法才有可能激发争论从而最终影响政策。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是一个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研究经济问题的智库，通过提出“蓝筹债券提案”（THE BLUEBOND PROPOSAL），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争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影响甚至超出欧洲之外，因为任何重大区域经济危机都会在全球层面上激起反响。决策者、经济专家和新闻媒体都在大量引用蓝筹债券提案，说明了智库产生的思想是举足轻重的。研究所与世界上其他智库一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但其结构和创新策略也有一些独特的元素，使得研究所与众不同并能从整体上发挥更大的影响。经过七年的努力，布鲁盖尔研究所虽然年轻但有很高的声誉。

　　蓝筹债券提案

　　将欧元区不同国家的主权债务放在一起的想法并不是布鲁盖尔研究所最先提出的。实际上，2000年11月《乔凡尼报告》 （GIOVANNINI REPORT）第一次提出欧元债券的想法， 2008 年欧盟委员会报告 也提出欧元区政府债券市场可以进一步整合。但是，雅各布•魏茨泽克和雅克•德普拉合作完成并于2010年5月发表的布鲁盖尔建议书，内容新颖，因为报告提出一个双向办法（混合了传统的国家债券或红筹与联合发行的欧元债券或蓝筹）来应对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同时又能完善参与国的内部财务纪律。对于那些债务很高的国家来说，高债务和随之而来的溢价增长造成的“债务陷阱”已经对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希腊，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社会动荡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要找到解决办法是很难的。举例来说，将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债务放在一起，并不能激励那些负债过多的国家控制支出、减少贷款和实施必要的改革使它们的经济更可持续，经济学家将这种问题称为“道德风险或‘搭便车’问题”。

　　通过将欧元区国家可得到的共同债券比例限制在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60%以下，魏茨泽克和德普拉的建议书试图避免这一问题。当参与国的共同债券成本下降时，超过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的那部分借债成本会上升，这可以刺激各个国家尽力降低它们这部分债务价格，如通过实施改革使市场相信它们的借贷是可持续的。此外还有其他有益效果，即建立一个集中的更具流动性的欧洲债券市场有助于使欧元变成一种“重要的储备货币”，这可能进一步降低所有参与国的成本。将共同债券与单个国家在超过60%标准以上发行的“红筹”债券区分开来，也有助于规范违约行为，因为新的规则要求银行对红筹债券的损失做准备。蓝筹债券的分配由一个独立稳定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委员会将由参与国共同组建，具有专业知识来给每个成员国分配适当比例的额度。该委员会也要控制整个系统的信誉，它有权最终驱除那些不能满足某些基本担保条件的成员。在布鲁盖尔政策概要提到这项建议差不多一年以后，当布鲁盖尔研究所于2011年3月出版其为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准备的政策提案《欧元债券：蓝筹债券的概念及其意义》时，这一建议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该提案简要介绍了最初的政策建议，同时对政策建议公开后得到的一系列言论给予回应。“欧元债券”强化了银行系统应尽可能远离红筹债券的观念，根据论证结果，这将有助于实现“有序违约”（如果违约是不可避免的）。该提案还提到有关蓝筹和红筹债券的成本问题，如何使红筹债券的有序违约更可信，和如何使这些安排与欧洲稳定机制相互作用等问题。

　　推广策略

　　布鲁盖尔研究所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来持续倡导这个建议，而且其理念也在不断改进。2012年，即建议书第一次出版两年后，两位作者在布鲁盖尔的一次活动中向重要的决策者和思想领袖介绍了他们的想法，同时，他们还向国际和国内媒体广泛宣传建议书。要想让蓝筹债券像许多欧洲政策一样得到采纳，就要得到不同层面和不同制度系统（包括国家的、欧洲的和国际的）的支持。

　　到了2012年4月，有关蓝筹债券的建议就在媒体中出现了200多次，包括65%的欧洲媒体和19%的“国际”媒体。在报导的欧洲媒体里，最多的是德国，占总报导次数的32%，因为将欧元区债券集中在一起的想法在德国受到很大质疑。为了推动这个建议，布鲁盖尔研究所针对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媒体展开大量宣传。对于任何一个智库来说，策略的关键之一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宣传出去。布鲁盖尔研究所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成功，2012年英国《前景》杂志将其提名为年度全球智库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提名词里，布鲁盖尔研究所被描述为一个“能持久提供有关欧元区危机的卓越且有先见之明的分析的机构”和“能促成全球政策形成的专业组织”。

　　要想事有所成，布鲁盖尔研究所必须让决策者和能够影响决策的个人了解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要参与国内和国际媒体的讨论，这要求对所有讨论都有深入全面的观察并能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介入其中。国际化也对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工作提出挑战：机构需要参与多种语言的讨论，这迫使研究所管理层要考虑不同国籍职员间的平衡，还要考虑整个团队的研究能力。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沟通小组，这个小组可能比研究所其他领域的成员规模都要大。

　　布鲁盖尔研究所还面临着一个所有欧洲智库均面临的挑战：作为一项泛指欧洲的研究还要对每个单独的欧盟国家有说服力。逐渐的，布鲁盖尔及其同伴已经进入一个“新生的公共领域……来塑造（民众）对欧洲政策的预期和认知”以及充分利用他们越来越丰富的“地方和国际媒体资源”。为达到这一目的，研究所又致力于“老智库新思维”，这是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贝隆的简练说法，掌握发现“创新的狭窄空间”的艺术，这是很少人能够跨越的挑战。

　　尽管研究所的规则要求组织本身不抱有任何机构立场，对布鲁盖尔的政策想法进行倡导要求其他学者也要投入这些想法的推广中，哪怕他们并非作者。但对媒体（之后是公众）解释清楚这一点是特别困难的：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代表组织的机构立场，作者自己必须坚持他们自己的建议，而研究所则负责确保工作质量并给职员提供必要的支持。当然，确保质量包含着匿名评审和同事间足够的投入，但这都不能要求研究所本身支持某一特定立场。然而，作为研究所整个团队来讲，还是要保证讨论持续进行，特别是同时在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进行讨论的时候。

　　不带机构立场

　　不带机构立场是布鲁盖尔研究所保持超党派特质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个超党派的智库并不意味着布鲁盖尔研究所拒绝同政党合作：政治党派形成政府，智库必须与政府互动才能有效推进公共政策从而提高公民福利。不带机构立场使得研究所作为一个组织很难在政界占有一席之位。这反过来却帮助研究所得到各政党和决策者的尊重，研究所的学者与所有各派互动，也避免了将研究所类型化为政治左派、右派或是中立派的智库。

　　布鲁盖尔研究所同时也必须谨慎地避免国籍歧视问题，对于欧盟来说这个问题看起来是独特的，但实际上在任何联邦制国家或是类似的经济或政治联盟中的智库都要涉及这一问题。在那些不同的制度层面可以制定不同政策的地理区域中，维持公共服务的声誉就需要考虑国家或区域的维度。要保持其超越国家的立场，一方面建立超国家视角的研究政策，另外一方面保证从尽可能多的国家中选择研究人员和职员。与许多欧洲机构不同，布鲁盖尔研究所在雇佣职员方面没有有关国籍的要求，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学者和职员能帮助辨别研究所学者的政策建议是否有国籍歧视的问题。

　　公私合作

　　布鲁盖尔研究所的财政支持来自于政府和私人企业，此外一直得到一些国际机构的支持。因为最初定位就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智库，对于那些研究所希望向其输出理念的机构而言，布鲁盖尔天生拥有优先进入权。研究所的这个特点很重要，因为它使得布鲁盖尔研究所跨过了许多智库在宣传策略方面遇到的第一个障碍。而且，布鲁盖尔研究所努力与其企业成员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只包括那些注册缴费的成员企业。当然，这是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平衡术，因为其日常运作接受欧盟成员国的资助，而不接受任何更大范围内的欧盟机构的资助；布鲁盖尔与针对欧盟机构层面上的倡导保持明确的距离，其立场是完全独立的，但是对那些作为研究所成员国的政府进行倡导的时候就会有所不同。当然，它与提供支持的成员国也保持了距离。参与国数量（目前是19个国家）和每笔单独的财政支持金额有助于帮助研究所不被任何一个国家操控。每个国家的资助额度是按照其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确定的，但在内部有5个最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出资额度相同，从而避免了最大国控制其他国。

　　研究所成员国和董事会都不能对最后的政策建议施加任何影响。虽然在文件撰写过程中可能咨询研究所成员国（正如咨询研究所之外的其他资源一样），但在公开出版之前，它们无权编辑或审核这些出版物。研究所成员国对于研究所的首要任务（除去财政上的）就是决定哪些研究是要优先去做的。研究所成员确实会参与制定年度研究规划，但它们既没有权利去要求某一单独报告或文件，也不可能把布鲁盖尔研究所当作一个咨询公司来使用。

　　布鲁盖尔研究所的成员国并不总是欢迎研究所研究员提出的政策建议。它们当然也不一定对研究所的成果言听计从。实际上，蓝筹债券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是研究所的创办会员之一，但是研究所需要非常努力地在德国推广这个建议。

　　在智库领域，来自私人利益集团和企业的资助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布鲁盖尔研究所的方法有些不同，它将企业成员资格定价定到足够高，使得只有那些与研究所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组织才能加入，特别是研究所的目标是公众物品而不是给企业提供咨询。高价策略也限制了资助布鲁盖尔研究所的企业数量，这就意味着研究所不会通过走后门而成为企业利益的代表。同时，这也使得研究所的团队能有更多时间和有限的企业成员相互了解和互动。研究所发现当它们设计研究时，公共和私人组织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

　　合作

　　布鲁盖尔研究所产出成功政策理念的一个关键策略就是它善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是在研究所层面上试图与其他组织展开不同层次（国际的、欧洲的、国家的和地区的）的合作，而且在研究人员个人层面上，也鼓励他们去找寻自己喜欢合作的人，给他们自由去找寻最搭配的学者共同研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管理在促进成功合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正是研究所促成了《蓝筹债券建议书》两位作者的合作，一位是驻所研究员，而另一位此前并没有参与过研究所的工作。

　　提供良好的环境和适当的激励保证合作项目顺利进行，也是研究所的责任之一。许多时候研究所内部的学者彼此之间想要合作（这个过程容易管理得多），但如上所述，也有很多时候他们愿意与以前和研究所没有任何接触的学者合作。这就需要研究所的管理工作能跟得上，给这些特殊的安排提供适当的支持。对于那些通过传统方式不能给出满意答案的政策问题，要想提出最有意思和最有创造力的想法，学术自由的设计是很重要的。布鲁盖尔研究所提倡将最聪明的人聚集起来才能解决政策问题，而不管他们的背景、国籍和政治信仰是什么。

　　透明度和问责制

　　从布鲁盖尔研究所及其成员与支持者的角度来看，要使一个智库有“权威”且能自称是为了公共利益，透明度和问责制就必不可少。所以，和许多智库一样，布鲁盖尔研究所在年报中公开其每年的收入和支出。总部设在比利时意味着研究所在财务透明度方面没有任何会计方面的便宜之处；虽然非政府组织在比利时不需要支付企业税，但必须支付其他所有税种。对于布鲁盖尔研究所来说，维持对公众和其成员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是事关声誉和责任的大事。毕竟，很大一部分研究所的资助来自纳税人。保证透明度也能让决策圈确信布鲁盖尔研究所从本质上是代表公共利益以及关注政策制定质量的。

　　对智库来说，要求其学者坚持最高学术标准也是必然的，但布鲁盖尔研究所要求所有学者在“诚信研究声明”上签名，还要求研究员和高级职员每年申报自己的外部利益，从而使研究所管理层能够应对潜在的利益冲突。让学者申报学术的、媒体的、政治的、国家的、商业的、金融的和其他类似利益，有助于确保那些从事研究所政策研究工作的人不会代表可能产生于学者个人业务中的其他利益。

　　布鲁盖尔架构中的所有这些策略和面向，使研究所具有很高的能见度和可信度，当像《蓝筹债券建议书》这样的政策提案问世后，很难让人不信或忽略。

　　创造你自己的运气

　　当《蓝筹债券建议书》的作者被问到你觉得布鲁盖尔研究所在推广建议书的过程中，其架构和策略中的哪部分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时，一位作者提到一个很难归类为架构或策略的方面：创造运气的能力。智库的政策建议不仅非常依赖于建议本身的内容、实用性和独创性，还依赖于针对问题能抓住时机用正确的方法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呈现给公众、决策者和媒体。布鲁盖尔的架构和策略帮助其研究员在制定和推广政策建议方面“变得幸运”，这些建议一旦被采纳，将惠及大众。

　　当然蓝筹债券的案例尚未结束：欧洲对于将欧元区的主权债券集中在一起的讨论还在继续，布鲁盖尔研究所也将继续参与讨论。实际上，这意味着政策建议的社会影响还只是停留在潜在的阶段。尽管布鲁盖尔研究所不是一个社会发展方面的智库，它致力于在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方面发挥作用，但其实用主义的理念将让欧洲重新获得稳定，并对在全球闻名的社会发展领域重新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