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4-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

　　广东、江苏和北京名列中国省域竞争力前三甲

　　蓝皮书对2013～2014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综合排名。结果显示，2014年，广东省、江苏省和北京市名列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前三甲。

　　2014年全国31个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辽宁省、湖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四川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河北省、重庆市、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海南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吉林省、黑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3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8个省、市（区），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重庆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排位均上升了2位，福建省、湖北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排位均上升了1位；15个省、市（区）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8个省、市（区），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河南省和江西省，排位下降了2位，其次是四川省，下降了2位；此外，辽宁省、陕西省、海南省、山西省、云南省、贵州省也都下降了1位。

　　2013～2014年期间，个别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的升降出现了跨区段变化，表现在湖北省由中游区升入上游区，前进了1位，河南省由上游区跌入中游区，下降了2位。

　　从2013-2014年各省、市、区综合竞争力得分升降来看，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15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出现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北京市，增加了1.62分，其次是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重庆市，都增加了1分以上，但也有16个省份得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下降了2.41分，其次是云南省和江苏省，得分下降幅度也较大。从全国平均分值来看，2014年为39.4分，比2013年微幅下降了0.10分。总体来看，2013-2014年全国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影响，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出现微弱下降。

　　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分布很不均衡，2014年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只有28.3分，不到第一名广东省的一半。全国有一半多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集中在30-40分之间，整体上看，都比较分散，而且呈现偏态分布。从2013 -2014年的对比情况来看，各省份得分的分布有较大变化，其中得分在30-35之间的省份由7个增加到8个，在35-40之间的省份由11个减少到8个，其他得分区间的省份数量变化不明显。

　　相同区位内部的各省份的得分差距也比较明显，同样是处于上游区，排在第10位的湖北省与排在第1位的广东省在评价总分值上相差了19.28分；同样是处于下游区，排在第21位的吉林省比排在第31位的西藏自治区超出6.2分；但是处于中游区的10个省份得分比较接近，排位第11位的四川省得分为40.1分，比排在第20位的海南省多出5.19分。处于上游区的10个省、市、区平均分值为49.6分，处于中游区的10个省的平均分值为37.7分，处于下游区的11个省、市、区的平均分值为31.5分，比差为1.57∶1.2∶1。

　　从全国区域间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综合测算和分差来看，2014年全国4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分值依次为：东部地区48.8分、中部地区37.8分、西部地区33.0分、东北地区36.6分，比差为1：0.78：0.68：0.75。与2013相比，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有所缩小，缩小了0.58分，表明西部地区竞争力有所上升，但差距仍然较大，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有所缩小，只有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扩大，而且幅度较大。

　　从2013-2014年全国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平均分值变化情况看，四个地区平均分值各有变化，其中西部地区分值上升最多，增加了0.25分；中部地区平均得分保持不变；东部地区平均得分下降了0.33分，而东北地区平均得分下降了0.96分。由此反映出各个板块经济综合竞争力变化出现分化现象，四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的协调性还有待提高。

　　从全国四大区域内部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差异分析来看，表现为以下特征：

　　（1）东部地区10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绝大部分都在上游区，只有河北省和海南省处于中游区，其他8个省份都处在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上游区，并且排位比较稳定，排位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东部地区的竞争力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内部，竞争格局也是不平衡的，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海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就是同样排在上游区的省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全国31个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情况发现，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得分超过50分，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辽宁省的得分则在50分以内，而海南省的得分仅为34.9分。总体上看，两年内东部地区内部的排位基本保持稳定。

　　（2）中部地区6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除山西省处在下游区外，其他5个省份都处在中游区，与2013年相比，2014年河南省和江西省的综合排位波动明显，都下降了2位，其他省份排位变化幅度不大。从与其他区域比较来看，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得分差距较大，与西部地区之间得分差距较小，说明整体上而言中部地区尚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中部地区内部的6个省份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南省都处于中游区的前列，江西省处于中游区的靠后位置，山西省则处于下游区。从地区内部的排位变化来看，中部地区各省份竞争力相对变化不明显。

　　（3）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但是也有个别省份处于中游区，如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处于中游区，其他各省份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从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得分只有东部地区得分的68%，表明其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很多省份的竞争力得分差距很小，其竞争力劣势就不太明显。从2013-2014年得分变化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得分增加幅度比较大，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说明明西部地区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从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综合得分来看，各省份之间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使得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综合竞争力排位相对稳定，除了少数省份排位有所调整以外，没有太大的变化。

　　（4）东北地区3个省份相对于其他地区，2014年竞争力有所下降，处于上游区的辽宁排位下降了1位，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都处于下游区，平均得分也有所下降。从东北地区内部来看，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排位与辽宁省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

　　国际层面：“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与发展态势分析

　　当前国际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创新任务艰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基本保持了温和复苏势头，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则面临较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国际经济竞争的不平衡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应当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技术创新，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变革之中。

　　首先，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态势，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国际贸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贸易格局变化，贸易全球化受到冲击。2014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2.5%，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是南亚地区，2014年平均增速达到6.9%，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欧盟地区经济增速最低，但总体而言，欧盟逐渐摆脱了前两年经济下滑的困境，开始转向较高且稳定的增长态势。具体到国家，中国和印度2014年以7.3%的经济增速位列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均超过2%，日本和法国相对增长乏力，增速减缓。国际贸易方面，G20成员国家，外贸出口均出现了增速下降甚至为负的趋势，国际贸易市场形势严峻。

　　国际贸易全球化面临着瓦解的风险，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2008年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兴起以来，到2014年底，在WTO备案的世界贸易协定共有575个，已经实行的有379个。据WTO的RTA（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显示，继2013年有11个区域贸易协定通过实施以后，2014年又新增了7个区域贸易协定的实施。区域自贸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断发展，构建和凸显除了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其次，在当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新技术的突破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信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新增长点，新技术的孕育使主要经济体面临风险与机遇。机遇方面，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系中产生重大影响，促进经济结构相应发生重大变化。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在制造业的应用前景日益广阔，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的实施极大地呼应和推动了新型制造业的发展。信息技术和其他产业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多种新的业态；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推动互联网金融、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一批新兴产业出现，改变了很多传统产业的业态。风险方面，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紧缩，宏观经济政策效应逐步退却增加世界经济不协调，人口结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最后，国际经济竞争格局日益分化，国际竞争手段全方位变化，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转向新兴产业、制造业升级和金融创新。2014年世界经济总量达到77.8万亿美元，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分别为67.8%，31.7%，0.5%。2014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37755美元，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分别是4706美元和640美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没有显著的改善，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主导。在国家内部，各国开始抛弃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传统做法，都相应地实施各项经济政策，以图化解经济波动、降低各种风险。各国经济竞争的内容也逐渐发生改变，以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竞争的主要领域。信息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则成为各国抢占的竞争制高点。

　　针对以上三个特征，本报告指出，中国在应对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应当努力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1、 在WTO框架以外积极拓展合作范围和领域。中国倡导成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瑞士、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积极参与G20等国际组织等举措，是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2、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针对当前中国在贸易中存在的弱势和短板，应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实现贸易收益的增加。

　　3、 在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创新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全面推动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竞争力，逐鹿新兴领域的国际竞争。

　　国家层面：“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领域与战略突破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为此，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应瞄准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调整，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快创新，培育更多依靠要素质量提升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发展新动力，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持续提升，把握关键领域和环节，形成持续提升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动力源泉。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的制约。因此，“十三五”时期，提升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需要关注的关键领域为：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度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最终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关键。二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新常态下，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就必须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一、二、三次产业健康协调发展，逐步形成现代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三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方面。只有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向全社会提供规范、公平、有序、开放的制度供给和制度环境，推进制度创新，才能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重点的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支撑。四是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五是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方面。只有大力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加快改革生态环保制度，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实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不断推进经济发展。

　　放眼未来，经济变化充斥着许多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的机遇和风险同在。因此，着眼于我国战略约束层的障碍和挑战，“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提升应抓住关键领域，实施战略突破。一是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调动经济社会发展各参与主体的经济性，提高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强化政府自身的改革，树立良好的形象，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则着力于加强宏观调控和做好服务保障，从而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的内涵非常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理念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知识创新等，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具有引领作用。通过实施协同创新，强化平台支撑，推动区域创新合作，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培育更多的创新增长极。三是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要着力构建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广泛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四是实施包容性发展战略。要注重国家间的包容，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主动承担国家责任，既要加强同发达国家间的合作，同时又要借助“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对欠发达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持和援助。五是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创新是实施以质取胜战略的基础，把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破解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技术瓶颈，通过技术创新改进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累积我国的竞争优势。六是实施合理干预战略。要充分尊重市场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打破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生产和发展中的管制和垄断，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十三五”时期我国应积极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加强战略协同提升合力，充分调动各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大力培养引进和使用高素质人才，来确保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区域层面：“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竞争与合作新格局分析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三期叠加”的阵痛不断加深。面对低增长、不平衡、多风险、不确定的世界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转型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逐步确立了“四个全面”顶层设计，成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引。“十三五”时期，各区域将不断突破发展惯性，深入推进协调发展，逐步构建更加合理、更趋完善的中国区域竞争与合作新格局。

　　从区域竞争与合作的总体格局来看，“四大板块+三个支撑带”的区域发展新组合为“十三五”时期推动形成全面开放、区域协同、产业联动、陆海统筹的新格局奠定了空间基础。首先，“四大板块”协同治理，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十三五”时期，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针对“四大板块”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施差别化的区域经济政策，积极打破板块壁垒，推进区域协同治理的一体化发展。其次，“三大支撑带”贯彻落实，成为区域协同发展增长极。“十三五”期间，“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将从顶层设计转向规划与具体实施并进。随着一批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以及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等重大合作项目的启动，“三大支撑带”重要战略将依托主要交通干道和经济核心区，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节点，形成横贯东西、带动全国的新增长极和增长带。再次，自贸区继续扩容，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十三五”时期，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自贸区建设将会持续加快，或在内陆及沿边地区新增一批自贸区。自贸区成为地方深入融合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拓展地方开放新空间的重要举措。第四，跨省区群区耦合，辐射带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十三五”期间将积极推动跨省区的城市群和经济区的相互耦合，充分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探索并总结城市经验，为全国城市群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典范。最后，陆海统筹全面推进，积极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十三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实施陆海统筹战略，将海域纳入国土开发体系，将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布局重点向海洋拓展，重视近海资源开发与远洋空间拓展。

　　从区域竞争与合作的新特点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区域发展格局的新均衡。第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在更高层次上持续深入推进。“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第二，从强调“区域竞争”向重视“区域合作”、“区域协同”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逐渐实现从强调“区域竞争”向重视“区域合作”、“区域协同”的理念转变，以更好地促进区域统筹协调、分工合作、协同发展，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更加有效、更为均衡的区域布局。第三，城市群将成为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抓手。“十三五”时期城市群在区域竞争与合作中的载体作用将更加明显，城市群经济支撑能力将显著提高。第四，依靠创新驱动塑造区域竞争新格局渐成常态。依靠创新驱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是“十三五”时期优化区域竞争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第五，实施精准扶贫新战略将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将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第六，区域竞争与合作将融入到更为开放的国际环境之中。“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努力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对各省区市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应进一步优化区域竞争与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思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引领国内全方位开放，全面提升改革开放水平；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示范加快推进城市群建设，增强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产业层面：“十三五”时期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领域与方向分析

　　尽管我国制造业产量全球第一，但整体竞争优势不强，尤其是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要改造升级传统引擎和培育打造新引擎，如何做精做细传统产业，突出发展新兴产业，形成产业优势，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尤为重要。

　　首先，“十二五”以来我国产业竞争力发展现状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9.6%下降到2014年的9.2%；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从2010年的46.2%持续下降到2014年的42.7%，且从2012年以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幅度开始增大；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44.2%上升到2014年的48.1%，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因素。第二，制造业发展迅速，规模优势显著，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从2010年的22.29%增加到2014年的27.88%，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在逐年提高，但机械及运输设备（动力机械及设备、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和杂项制品（比如供热及照明设备、家具及其零件、服装、鞋帽、钟表等）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较大，制造业扩张的国际环境越来越严峻。第三，与国际市场上主要国家相比，近五年在国际市场份额都有所增加，其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纺织、服装及其制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机械设备类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特别是机械设备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各类商品中处于领先地位。第四，这几年外贸发展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也不高，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不足。

　　其次，“十三五”期间，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全球产业发展大变革，在为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我国产业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挑战。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为产业发展提出了更多、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这些压力终将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有效动力。具体表现在：国际产业变革使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充满挑战，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我国传统产业竞争优势造成冲击，全球价值链重构进一步压缩我国产业获利空间；但同时全球产业变革也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了机遇，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为我国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提供了机遇；产业经济的服务化特征，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制造高端化的特征促使我国制造业高端转型；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移，推动我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再工业化”中重视政府的引领作用，为完善我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管控”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国内产业发展环境带来了产业升级的新压力与提升优化的新动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产业稳步发展与提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满足国内消费升级要求产业高端转型。

　　再次，“十三五”期间，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总体思路是，第一，积极改造升级传统产业，通过将其做精做细，实现传统产业的高端转型，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增强传统的产业竞争力。第二，抓住机遇，加快创新，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以保证我国在未来的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第三，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消费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保障经济稳步增长。基于上述思路，“十三五”期间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应主要从以下领域着手：坚持科技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创新驱动新兴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坚持新需求引领现代服务业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引爆环境产业发展、坚持产能合作助推产业发展空间拓展、坚持跨越发展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重组。

　　未来发展中，针对当前产业竞争力提升中所面临的困境，要加快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找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在产业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坚持统筹协调产业间、产业与城市、产业跨区域协作；要注重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发展方式，把培养绿色产业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坚持开放视角提升产业价值链在全球竞争力中的地位，深度融入自贸区战略、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依托共享经济理念，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企业层面：“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新动力与新模式分析

　　我国企业逐步做大做强，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但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压力和国内经济新常态双重驱动下，“十三五”时期我国企业应注入发展新动力，打造新模式和新业态，才能夯实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首先，我国企业处于高速发展期，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但持续发展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1）做大做强企业战略成效显著，但市场导向不足导致盲目扩张和产品结构性失衡。2015年，94家内地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多出40家。但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评价结果，2015年我国企业市场化程度和顾客导向排名分别为全球第64位和第68位，都远远落后于我国综合竞争力排名（第28位）。（2）创新投入与活跃度持续高涨，但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创新效果不佳。自2010年起，我国科研人员投入跃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全时当量达到264.16万人年。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评价结果，2015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居全球第23位，但创新能力却从2010年的第22位（22/139）下降到第49位（49/140），并且被认为是制约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首要因素。（3）企业治理及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但产品品质与创新度限制品牌国际知名度。我国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多元股权结构逐步建立起来。但2015年只有华为和联想入选Interbrand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品牌100强》，这与2015年世界前100强中有16家中国内地企业的数量相比明显不相称。

　　其次，“十三五”时期我国企业应注入发展新动力，打造新模式和新业态。（1）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从低端转向中高端，产业高端化指引企业转型新路径。我国企业可依托全球创新网络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国际集成创新网络、国际技术创新联盟等模式进行技术创新。制造企业服务化则可采取以下三种典型模式：一是企业依托制造业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二是企业通过再造和并购重组等方式，从销售产品转变为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三是部分制造企业向服务提供商转型。（2）生态环境要求企业“去污染”，发展低碳化重构企业发展新模式。发展低碳化推动企业打造绿色价值链，企业通过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绿色处理等价值活动，实现经济价值和绿色价值的协同创造。发展低碳化拓展节能服务企业的服务模式，形成了节能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证型、能源费用托管型、融资租赁型以及混合类型等五种服务模式。（3）人口城镇化开启企业投资新领域。城镇化将拉动城镇交通、公共设施、环保工程、智慧建筑等多领域的投资。同时，新一轮的城镇化为服务业高速发展提供硬件设施保障的同时，还将聚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提升劳动力质量，这为服务企业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及其经营模式创新奠定了基础。人口城镇化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因此，人口城镇化还将带来企业产品与服务品质提升的契机。（4）“互联网+”铸就企业经营新业态。“互联网+”制造将重构产品的生产方式，实现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互联网+商贸”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推崇移动端网络购物新模式。“互联网+金融”引发了金融服务模式的重构，形成了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平台、众筹模式、大数据金融和互联网金融门户等五大新业态。“互联网+创业创新”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目前已形成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创业创新模式、基于“众包”的创业创新模式以及众创空间模式等三大新业态。（5）经营全球化助推企业拓展新市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交通、能源、基础建设等行业产能过剩的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为我国企业提供了重构全球产业链的机遇，利用新兴市场向标准构建、装备与材料研发、服务配套、物流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延伸。自贸区搭建国际化桥梁与平台。自贸区建设推动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企业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引进国际化人才。“互联网+”引领国际化模式创新。互联网打破传统地理界线，推动企业借助互联网“就地出海”，构建了全新的国际化模式。互联网支撑跨国公司虚拟化运营以及助推“中国智造”出海。

　　最后，为了夯实和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各级政府必须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一是创新融资服务，实现便捷融资。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企业活力。三是强化市场带动，拓展国际合作。四是优化财税政策，强化专项扶持。五是加强人才建设，提供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