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全球环境竞争力绿皮书：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

　　全球环境竞争力挪威、瑞士和德国名列前三甲 

　　2014年，挪威、瑞士、德国位列全球环境竞争力排名的前三甲，中国在全球排名第85位，比2012年排名上升了2位。该绿皮书根据全球各国环境发展的实际，构建了由1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4个三级指标和60个四级指标组成的全球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全球133个国家作为评价对象。

　　2014年全球环境竞争力排在第1-10位的国家依次为：挪威、瑞士、德国、新西兰、巴西、哥斯达黎加、法国、英国、厄瓜多尔、日本；排在第11-20位的国家依次为：瑞典、洪都拉斯、奥地利、哥伦比亚、巴拿马、澳大利亚、加蓬、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加拿大；排在第21-30位的国家依次为：斯洛文尼亚、玻利维亚、芬兰、牙买加、智利、波兰、美国、尼加拉瓜、丹麦、斯洛伐克；排在最后10位的国家依次为：乌兹别克斯坦、利比亚、摩尔多瓦、伊拉克、几内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尼日尔、马里。在排名前30位的国家中，有17个国家是发达国家，比重达到56.7%；在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有7个国家是发达国家，比重达到70.0%。而环境竞争力较低的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环境保护投入、环境有效治理、环境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造成的“鸿沟”。

　　从2014年全球环境竞争力各梯队的国家分布来看，34个发达国家中就有7个处于第一梯队，占了第一梯队中70%的席位，而99个发展中国家只有3个处于第一梯队，差距较大；处于第二梯队的发达国家数量和发展中国家数量一样多；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第三至第五梯队，共有86个，占总数的86.87%，而34个发达国家中只有17个国家处于第三至第五梯队，占总数的50.00%；处于第五梯队的发达国家只有1个，而发展中国家高达32个，占第五梯队国家总数的96.97%。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环境竞争力上的表现没能像它们在经济上的表现那么抢眼，排位靠前的国家很少，只有1个国家处于第一梯队，其余国家均处于第三至第五梯队，其中处于第四梯队的国家有5个，占其总数的50%。全球环境竞争力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平均得分相差较小，三个梯队平均得分的比差为1.09：1.05：1。第四梯队和第五梯队与前面3个梯队的差距则较大，第一梯队的得分是第五梯队的1.37倍，两者相差15.2分。

　　从各国环境竞争力得分分布情况来看，全球环境竞争力得分呈阶梯状分布。其中，20个国家的环境竞争力得分在55分以上，45个国家介于50～55分；48个国家介于45～50分，13个国家介于40～45分，1个国家介于35～40分，3个国家介于30～35分，3个国家低于30分。可见，大部分国家的得分都集中在45分以上，只有少数国家低于45分。此外，全球环境竞争力得分的标准差为6.0，比较小，因此，各国环境竞争力之间的差距不大，尤其是那些排名比较接近的国家之间的得分差距很小。

　　从均衡性来看，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环境竞争力分布不太均衡，大部分国家的环境竞争力得分介于45-55分，约占70%；介于40-45分的国家约占9.77%；高于55分的国家约占15%；低于40分的国家比较少，约占5.3%。整体上看，全球环境竞争力的评价分值分布不均匀，个别国家的环境竞争力得分差距悬殊，得分最低的马里只有22.6分，仅是第一名挪威得分的39.2%，两者相差35.1分。需要指出的是，排名比较接近的国家之间的得分差距都很小，环境竞争力指数排名相对位置并不是很稳定。

　　从全球六大洲的环境竞争力得分情况来看，2014年大洋洲的环境竞争力得分最高，达到55.9分；欧洲、南美洲、北美洲的环境竞争力得分也比较高，均在50分以上；得分最低的是非洲，得分为44.9分。整体来看，世界六大洲国家环境竞争力的得分差距比较小，六大洲（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得分比差为1.07：1.17：1：1.25：1.17：1.19。从数量来看，拥有最多第一梯队国家的是欧洲，共有5个国家；除了非洲外，其余各洲至少有1个国家处于第一梯队；拥有最多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国家的还是欧洲，共有12个国家，远高于其他洲；其次是北美洲和南美洲，分别有8个和6个国家；大洋洲有2个国家，亚洲和非洲均只有1个国家。

　　从比重来看，大洋洲拥有的第一梯队国家数占其国家总数的比重最大，达到50%，以下依次为南美洲、欧洲、北美洲、亚洲，而非洲为0；进一步分析，大洋洲拥有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国家数占其国家总数的比重达到100%，而北美洲达到61.54%，南美洲达到60%，欧洲达到33.33%，比重都很高，亚洲和非洲的比重则很低，分别仅为2.56%和3.03%。

　　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比重来看，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的全球环境竞争力都是比较强的，在排名上与其他洲拉开了比较大的差距，占据了排行榜上的靠前位置。考虑到大洋洲的特殊性（只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它的得分和排名比较高是正常的。而北美洲和南美洲分别有13个国家和10国家参与评价，就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处于第一和第二梯队，这说明它们的环境竞争力是非常强的。欧洲共有36个国家参与评价，环境竞争力也比较强，有30%以上的国家处于第一和第二梯队。亚洲和非洲的环境竞争力则比较弱，分别有39个国家和33个国家参与评价，但亚洲只有1个国家跻身第一梯队，非洲甚至没有，可见亚洲和非洲各国的环境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2014年中国环境竞争力得分为48.3分，在全球133个国家中排在第85位。其中，资源环境竞争力15.5分，排位第84名；生态环境竞争力32.1分，排位第128名；环境承载竞争力66.8分，排位第91名；环境管理竞争力63.2分，排位第8名；环境协调竞争力63.8分，排位第95名。亚洲共有39个国家纳入评价范围，日本、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环境竞争力处于亚洲的前三甲，中国处于第17位。在G20集团排名比较中（G20集团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不考虑欧盟的情况下，纳入评价的有19个国家），中国环境竞争力排在第14位。在金砖五国排名比较中，中国在金砖五国中排名第2位。

　　全球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分析

　　全球化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长迅速，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突出，但国际碳减排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下良好基础，要不断健全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共同发展低碳经济。

　　首先，世界能源消费量大大超过了能源探明储量的增长速度。2012年全世界化石能源消耗总量是89.79亿吨油当量，比1990年增长了46%，超过了能源探明储量的增长速度。从能源消耗结构来看，石油的比重最大，占全部化石能源消费的40.7%，其次是天然气和煤炭，三种化石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超过2/3，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耗比重偏低。从能源消耗结构的变化来看，石油消耗所占比重有明显的下降，从1973年的48.2%下降到2012年的40.7%，下降了7.5个百分点，但是煤炭和天然气消耗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总体来看，全部化石能源消耗所占比重从86.6%下降到81.3%，因此，从碳减排角度来看能源消耗结构得到优化。

　　由于化石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量，由1995年的218.4亿吨快速增加到2012年的317.3亿吨，增长了45.3%，年均增长2.2%，增长幅度比较大。碳排放强度从1995年的6.44吨二氧化碳/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5.81吨二氧化碳/万美元，碳排放强度下降了9.7%左右。OECD国家碳排放强度比较低，只有3.08吨二氧化碳/万美元，而非OECD国家则达到了12.26吨二氧化碳/万美元，但下降幅度都超过20%。从区域来看，欧洲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只有2.03吨二氧化碳/万美元，下降幅度也比较大。

　　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博弈过程中出现由发达国家单方面减排承诺向所有国家共同承担减排责任转移。2015年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巴黎协议”能够顺利签订，既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原则，又考虑到各国国情，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是国际碳减排合作取得的重要进展。欧盟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一直在世界的碳交易市场中占据着领先的地位，为建立全球性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但碳排放价格的持续走低表明当前全球碳排放合作仍遇到各种阻碍，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的操作性面临各种困难。

　　最后，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较多成功经验，得益于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能源管理体制、充分的资金与技术支撑、灵活的市场机制。加快全球节能减排，要完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加强国际能源合作，通过联合国和国际能源署等国际机构，加强各国在能源和碳减排领域的合作，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在能源政策、信息数据等方面开展多边或双边沟通与交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大节能减排技术和管理研究资助力度，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从事节能减排技术研究，提高研究和技术应用水平；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发展互联网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培育以低碳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加速企业间知识外溢效应和技术创新步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步伐。要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建设力度，鼓励和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完善清洁能源投资和产品销售的补贴政策，提高全社会清洁能源消耗比重；加强教育和宣传，引导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要发挥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公众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的整体社会合力。

　　全球可持续消费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意识到传统的消费模式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过分追求物质资料消费而忽视精神消费，注重当前消费而忽视后代消费，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因此，可持续消费的全新观念应运而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快推进可持续消费的进程，全球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举措进行探索，取得了相关经验与共识。其一，明确可持续消费的战略定位，完善可持续消费政策体系是促进可持续消费的基本保证；其二，健全的可持续消费约束机制是推进可持续消费的重要保障；其三，建立可持续消费自觉意识是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必要环节；其四，制定科学合理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指标体系是指导可持续消费具体实践的有效工具。

　　然而，在现实经济环境的冲击下，在全球可持续消费约束机制的弱作用下，要想实现全球可持续消费的稳步推进，则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一是，宽松的消费环境与消费政策不利于可持续消费。在现实的经济发展压力下，刺激消费成为带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各国竞相出台激励消费的举措，营造出了比以往更宽松的消费环境。如此宽松的消费环境与消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不可持续消费行为。二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现代科技引致的“新型消费”促进了消费的不可持续性。不可否认追求生活便利化与舒适化是科技发展追寻的目标，但在缺乏合理约束下，现代科技引领的“新型消费”却呈现出不可持续的特征。在繁荣的网络消费狂欢背后，非理性购物、包装运输、以次充好等行为正在形成新的资源浪费。三是，世界消费格局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性致使各国在可持续消费的诉求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富裕，人们消费已达到新的档次与新等级，而广大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仍在为基本生活消费而努力，二者形成的当今世界消费格局极具不公平性。因此，若以发达国家的提议，为了保障生态环境，各国应基于当前消费状况来推动可持续消费，明显带有不公平性，这样的可持续消费理念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的。四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技术垄断阻碍了全球可持续消费的实现。在当今经济秩序下，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占据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获取既得利益，他们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相关技术方面实施垄断，并未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共享。还通过制定贸易规则、行业标准等形式，来保障他们的相关利益，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些行为都在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消费的实现。

　　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指出，全球发展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应构建以可持续消费为导向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从而带动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因此，尽管全球可持续消费面临诸多困境，但其前进的步伐必将更加坚定与快速。

　　首先，绿色生产与可持续消费从理念到行动的步伐将逐步加快。随着大众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消费意识的觉醒，要求各国政府采取相应行动的呼声也必将越来越强烈，推进可持续消费的节奏也必将加快。其次，行之有效的全球可持续消费约束联动机制将逐步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互信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全球可持续消费共识，进而建立行之有效的全球消费约束机制。并通过强化双方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有效、即时的沟通与联动，来推动全球的可持续消费。再次，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将推进全球可持续消费的实现。2015后发展阶段的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已经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进一步关注于共同合作，和谐发展的合作发展理念将会有力地推动全球可持续消费的实现步伐。最后，可持续消费引领生产新趋势与新的经济增长。开展清洁、绿色与可持续生产，是可持续消费对生产企业提出的新要求。而这一生产的转变，必将推进企业的相关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企业新一轮的投资。新科技的研发与技术创新，以及投资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必将会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在当前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推进可持续消费与绿色生产，必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着力点。

　　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战略选择

　　构建和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可以为开展全球环境合作和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提供协调机制和约束框架，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所有国家都应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起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科学定位环境保护战略，实现国家利益和全球良好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全球环境治理从无到有，从少数国家参与到多数国家推动，从纯粹的被动环境保护到主动的全球参与，大致经过了舆论导向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分化阶段和调整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全球经济力量的消长和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部分环境治理主体的责任缺失，以及缺乏国际层面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等等，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面临着重重困难，主要表现为：一是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弱化了广大民众对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信心；二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落后，难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动力。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长期以来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领导力量，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核心力量出现了泛化，全球环境机制亟需在各方力量相互制衡中寻求新的平衡；三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形成一致对外的治理合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以及环境问题责任的划分上的分歧是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最大障碍；四是全球环境治理的要素支撑不足，影响了全球环境治理效力的持续性。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落后，有限的资源都被集中起来发展经济，严重缺乏环境治理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五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单一，抑制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创新活力。全球环境治理都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广大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缺乏参与权和话语权。

　　构建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一是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导向下，科学度量划分责任主体，并对区别责任进行量化；二是在法治原则下，赋予国际环境领域相关公约和协议书的硬法强制力；三是确定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使其以合法身份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在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立足全球协调，促进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协同效应。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客观认识自身能力，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起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制定相应的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其中，发达国家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保护，承认自己是应对环境问题行动中的主导力量，积极履行相关国际条约中的承诺；应积极投入资金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在研发过程中加强与“基础四国”的合作，以增强技术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务实的应对策略，使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环境谈判平台中得到更有力的贯彻，实现共同责任与国家利益的平衡；要坚持对内走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的道路，对外积极参与多元合作；要加强团结，加强沟通，采取折中让步等做法达成共识，推进“南南合作”。

　　全球绿色经济融资的发展现状与战略路径

　　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融资是当前推进经济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发展绿色经济融资是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的动力与支撑。绿色投融资的主要方向是绿色工业、能源、建筑、交通、旅游业等行业，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绿化和新型产业绿色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而投融资的“乘数效应”又能切实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发展的福利不断外溢，进一步覆盖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教育机会，帮助当地减少贫困人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从绿色经济融资总额看，绿色能源投资不断增加。2004-201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体保持增长趋势，2004-2011年，可再生能源投资稳步增加，2012-2013年连续两年有所减少，但在2014年出现回升，达到2702亿美元，实现了近3年来的首次增长。绿色能源投资的不断增加表明了全球对发展绿色经济的高度重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彭博新能源财经的估算，到2020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需要达到5000亿美元，才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以下。

　　从绿色经济融资国别结构看，发展中国家地位逐渐凸显。2014年绿色能源投资最大的亮点之一在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蓬勃发展，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投资达到1313亿美元，与发达国家投资额（1389亿美元）相差不大，其中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智利、墨西哥、肯尼亚、南非和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投资都超过10亿美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贡献最大，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从2004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833亿美元，增加将近28倍；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所占比重从2004年的7%增加到2014年的31%，增加幅度超过20个百分点，一度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期欧洲可再生能源投资在全球所占比重却在逐渐减少，从2004年的52%减少到2014年的21%。

　　无论是可再生能源投资还是清洁能源投资，现阶段的发展趋势都表明，绿色能源领域不再仅仅由发达国家独占大头，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推动绿色能源发展，实施可持续战略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绿色经济融资方式看，资产融资仍占主体。从区域来看，2014年，可再生能源资产融资规模最大的是中国，其次是欧洲和美国。中国可再生能源资产融资总额为730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了23%，且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趋势，投资领域依次为风能、太阳能、小型水力发电、生物质能、垃圾发电和生物燃料。欧洲可再生能源资产融资总额为362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了15%，其中德国的海上风能项目、英国和法国的光伏发电项目非常具有代表性。美国可再生能源资产融资总额为155亿美元，比2013年下降了25%，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生产税抵免和风力农场发展激励措施在2013年底被终止了。从行业来看，2014年，风能和太阳能所获得的资产融资额最多。风能融资主要来自于欧洲海上建设，包括7个项目，其中荷兰1个，德国3个，英国3个；在容量上，这7个项目的装机容量达到2.5GW。太阳能的主要品种是光伏发电，2014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资产融资额为590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13%，光伏发电项目数多达21个，遍布在日本、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法国。2014年太阳热发电技术也获得了37亿美元的资产融资，比2013年增长了68%，但仍低于2011年（167亿美元）。

　　从绿色经济融资政策看，融资激励措施趋于多样化。为了满足绿色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各国政府部门通过各种途径不断优化绿色经济融资环境，培育新兴绿色产业。从可持续发展当前资金流的渠道和工具可以看到，当前政府在推动绿色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政府政策激励、补助、优惠贷款等工具的采用。绿色经济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三类：公共资金、私人资金和混合资金，各类资金主要通过发展银行、联合国机构、资本市场等渠道投资于绿色领域。

　　从绿色经济融资效果看，绿色转型效应日益显现。自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主要通过节能增效、发展新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措施，力图在新能源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实现经济复苏。与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绿色经济发展问题更加严峻，这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经济发展结构相关联。2004-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特别是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长率低于两位数的水平（其中2008和2009年经济增长率受危机影响也低于两位数），这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对能源消耗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能源短缺问题。从2008年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所面临的缺陷，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出台各种政策法规来保护环境，实现工业化绿色转型。2004-201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数额总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虽然中国正在积极进行产业调整，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但传统高污染行业仍然发展强劲，因此，目前可再生能源投资所产生增长效应并不显著，未来还需加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经济。

　　为此，绿皮书提议：一是引导私人资金积极参与，拓宽绿色经济融资渠道；二是创新绿色金融业务，实现融资需求多样化；三是加强国际绿色发展合作，促进融资便利化；四是完善绿色投融资配套体系，推动绿色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