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3日，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东南亚蓝皮书：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4~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

　　2003年10月，东盟提出了构建东盟共同体目标，东盟共同体包括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十多年来，东盟制定和实施了共同体建设总体规划、路线图和行动纲领，并已取得较快进展。东盟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区域政治发展和安全合作取得进展，区域社会文化建设成效明显。与此同时，尽管2015年底东盟将宣布共同体的建成，但要真正达到东盟共同体发展目标仍任重道远。

　　历史上，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东南亚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地区。随着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地区。近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国-东盟区域发展与合作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东盟要达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仍存在相当距离

　　2015年底，东盟共同体正式建成，标志着东盟区域一体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过，从现有东盟共同体的规划蓝图和实施效果看，其政治安全同盟构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社会文化资源整合仍未最终完成。

　　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看，虽然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中设置了多种机制，但几乎没有任何超越成员国主权之上的决策权限和独立执行能力，很少对东盟共同面对的现实政治与安全问题进行实质性处理。同时，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包括政治和安全层面，显然更偏重于安全层面。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旨在推动成员国的政治发展，但实际推动作用相当有限。此外，东盟内部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难以形成集体安全同盟，共同体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可操作性有限。

　　从东盟经济共同体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实质是一个共同市场。由于东盟各成员国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且高度依赖区外市场，决定了东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有限的共同市场。从目前东盟经济共同体实行的共同市场相关规划和实际运作看，非关税壁垒削减受阻，对外统一关税尚未形成，服务贸易部门选择性和有限开放，对一些敏感投资部门仍有诸多限制，区内劳动力自由流动仅限于专业人员和技能工人。因此，东盟经济共同体难以与过去欧洲共同市场模式相提并论。

　　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看，东盟成员国间由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因素造成的民众隔阂长期存在，时有激化，区域的社会转型、文化整合、族群冲突等问题十分突出。各成员国之间的人类发展指标、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消除贫穷、环境保护等，均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缺乏健全的执行机制和绩效标准，共同体建设涉及部门多，且缺乏跨部门协调机制，加之各成员国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投入均偏少，这对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进程造成不利的影响。

　　总之，东盟要真正达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实现区内政治安全同盟构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社会文化资源整合，仍存在相当距离。因此，未来东盟共同体的发展仍将任重道远。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最困难，最显著成就在于人权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之一。经过近六年努力，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所设定的战略构想、具体目标和行动计划得到基本落实。其中，东盟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合作最显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人权的促进与保护方面。《东盟人权宣言》的通过为东盟的人权合作搭起一个规范性的框架，有利于推进东盟的人权保护与人权发展。

　　然而，在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中，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应该是最困难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它常常会涉及成员国的主权问题。在主权观念没有较大转变的情况下，共同体的政治性就很难体现，区域权威的建立因此会非常困难。尽管如此，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成就依然令人鼓舞。它已经具备了法人资格，完善了相关机构，制定了行为规范，强化了东盟意识，并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取得实质性成就。

　　东盟将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东盟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呈现一系列格局性变化，它将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东盟成为亚太区域经济重要的增长极。近年来，虽然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东盟总体经济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东盟已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亚太区域经济重要的增长极。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各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亚太区域生产网络正处于调整和重塑中，东盟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将促进亚太区域生产网络重组与调整。

　　近年来，东盟国家加快了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许多国家制定了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推出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促进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东盟加快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将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实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规划和项目。

　　在新一轮的亚太区域化浪潮中，东盟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积极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努力探索区域合作模式。东盟区域化战略调整将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

　　东盟各国经济增长减缓，波动性增强

　　2015年上半年，东盟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下滑，一些国家下调了年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15年文莱的经济增长率为-1.2%、柬埔寨为7%、印尼为4.7%、老挝为7.3%、马来西亚为4.7%、缅甸为8.5%、菲律宾为6%、新加坡为2.2%、泰国为2.5%、越南为6.5%。

　　在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和外部需求缩减的冲击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和波动性增强，主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仍然较慢，各国针对国际经济危机采取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而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遭受的双重影响日益显现。蓝皮书称，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导致全球利率上升，资本流动产生逆转，引起资产价格持续波动，借贷成本上升也将直接影响基础设施等项目的融资。同时，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将有助于新兴市场的增长，但石油出口国面临的外部和资产负债表脆弱性增加，而石油进口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因政府取消或降低能源补贴而减弱。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逐渐显现

　　在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区域贸易壁垒逐渐消除，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快，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加，区域化的贸易效应、投资效应和增长效应逐渐显现。

　　蓝皮书称，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内整体贸易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特别是在东盟区域化的第三阶段表现尤为显著。从对各国的影响来看，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对印尼的正向贸易效应显著；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对马来西亚贸易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阶段对菲律宾贸易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在深化阶段反而有所下降；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对新加坡和泰国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

　　在投资效应方面，虽然东盟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区内投资增速较慢，相对比例也较小；各国吸收区内投资主要集中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房地产、金融和商业服务业是吸收区内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相比贸易的迅速增长，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滞后，这可能受来自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FDI规模的萎缩等。

　　在增长效应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总额、劳动力数量、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反而不利于东盟国家经济增长。

　　东盟国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

　　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环节，中国与东盟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中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之处。由于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差异，两者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要素禀赋、竞争优势及经济效应各不相同。东盟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的时间较早，贸易依存度较高，面临着通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实现价值链升级和提升社会福利的任务，因而东盟国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蓝皮书称，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升级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必须关注国际化生产与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关系，以产业政策引导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价值链的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升级；积极营造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支持性配套环境，为产业链走向高端环节提供外部条件；在参与产品内垂直分工的同时，优先解决影响产品内垂直分工的制度束缚，改善制度环境、创造外商在高端出口结构环节投资的条件；通过政府建章立制，完善劳动力工作标准，维护劳动者权益，提升劳动者社会福利，通过社会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以保证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升级的目标。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将持续下降，中国面临东盟的引资竞争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亚太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区域产业供应链和价值链正处在调整和重塑中。美国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日元持续贬值使得日本制造业回流迹象初显，一些日本企业开始实施“日本制造”政策，这将影响新一轮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预计近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将持续下降。亚洲仍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之一，日本企业将调整其在亚洲的投资布局，使得其对亚洲投资的空间分布趋于多元化。由于东盟部分国家的工资成本逐渐上升，日本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经营的信心下降，但对东盟新兴国家的投资将会增加。同时，受中国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意愿趋于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市场需求大且潜力大、劳动力供给充足、产业链和规模经济发展较为完善、产业正逐步优化升级等，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会出现根本性转变。

　　面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和来自东盟引资的竞争，蓝皮书称，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战略，调整引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具体措施有：积极引导日本企业向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大力吸引日本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注重利用日本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改良创新化为己用，全面提升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