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基于2015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简称 2015CSS） 数据，2015CSS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于2015年6~10月在全国开展，覆盖了除新疆、 港澳台之外所有省份的 18~69岁的中国户籍人口。本文所称的 “农民”， 是指年龄在18至69岁之间的农业户籍人群， 也就是在 “户口性质” 选项中填报为农业户口的人群。 曾经是农业户口但现在持居民户口的人群不包括在内。

　　（一）个体基本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18~69岁的农民平均年龄为47岁。

　　性别比例情况为男性占43.8%， 女性占56.2%。

　　从政治面貌看，90%的农民是群众身份， 中共党员占5.2%， 共青团员 比例为4.7%。 与此数据中的全国党员比例 （9.5%） 相比， 农业户籍人口 中的中共党员比例偏低。 将政治面貌分性别来看， 发现性别差异统计显著， 男性中的中共党员比例高于女性5个百分点。

　　从婚姻状况看， 初婚且有配偶的比例为83.1%， 未婚比例为8.7%， 丧偶4.6%， 再婚有配偶2.1%， 离婚1.2%。 此外同居的比例达到0.3%。 相对来说， 被调查的农业户籍人群的婚姻状况较为稳定。

　　从教育程度看，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 比例达到82.90%， 其中未上过学的比例为15.7%； 高中和职高职校毕业者比例为9.5%， 中专学历者比例为2.40%； 难能可贵的是， 专科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5.20%， 包括大专3.10%、 本科2.00%以及研究生0.10%。 在未上过学的人群中， 年龄段越高则未上学比例越大， 其中， 60年代及以前人群中未上过学的占到 1/4，90年代人群中这一比例降为3.50%。 随着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 80年代和90年代人群中仍有一定比例的未上学人群， 很值得注意。

　　将受教育程度分性别来看， 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性中的未上学比例比女性低了14个百分点， 且其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都高于女性。 可见， 调查中农业户籍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存在一定 比例的文盲， 整体文化程度偏低， 呈现男性文化程度高于女性的性别差异。

　　（二）居住与工作状况

　　从居住地域看， 居住在村庄的农民比例达到77%， 居住在镇上或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占8%， 两项合计85%； 居住在市县城区的为13%， 其中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占到10%。 虽然村庄仍是农民最主要的生活居住场所， 但预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离村进城居住的人们将愈来愈多。

　　就住房拥有状况来讲， 自己或家里拥有一套房的比例占到80.5%， 拥有两套房的比例达到14.5%， 拥有3套及以上房屋的比例约为1.9%。 值得注意的是， 一套住房都没有的农户比例达到3.1%， 这意味着有一定比例的无房户的存在。 进一步分析发现， 这些人主要分布在村庄或市县中心城区， 借居亲友房屋或者租住他人房屋。 从自有住房的总面积来看， 农民自有住房面积平均达195平方米， 但内部差异比较大。 考虑到家庭人口数， 计算发现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约47平方米。 此外，从自有房的居住情况来看， 近九成的农业户籍人口本人会住在自有房里， 但仍有约10%的有房户租房居住。 当自有房在一套以上时， 其他自有房不由本人居住的比例则非常高， 并且空置的比例也约达四分之一。

　　数据显示， 农业户籍人群的平均家庭人数约5口人。 从家庭观念来看，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把自己的父母当成家人。41.1%的男性把父亲视作自己的家人，44.8%的男性认为母亲是自己的家人； 相比之下， 持有这一观念的女性比例则低很多， 分别为17.9%和18.0%。

　　同样， 从家庭居住和家庭收支看， 男性与父母亲同吃同住、 共同收支的比例均高出女性许多。 显然， 更高比例的男性视父母为自己家人、 更高比例的同吃住和共收支意味着儿子在居家养老中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养儿防老” 对于农民群体的现实意义仍非常突出。

　　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 截至2014年底， 全国共有2.3 亿多农户承包 了近13.3亿亩耕地， 占农村集体耕地的92.8%；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 4.03亿亩， 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3%。在承包耕地流 转面积比重接近三成的情况下， 户均经营耕地状况究竟如何呢？2015CSS的调查数据显示， 户均耕地承包面积为5.97亩， 闲置面积约0.44亩， 转入约1 亩， 转出0.76亩， 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约5.8亩左右。 林地和水面的户均承 包面积分别为1.48亩和0.17亩， 实际经营面积分别为1.29亩和0.17亩。

　　关于工作状况， 在调查中，“有工作” 是指三种情况中的任一种：

　　最近一周以来： ①从事过1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 ②在自己/自己家庭或家族 拥有的企业/机构中工作， 虽然没有报酬， 但每周工作在15小时或每天工作 3小时以上； 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结果显示， 在所有农业户籍人口中， 有工作比例达到73.1%， 有工作但暂时歇业的比例为2%， 没有工作的比例达到24.9%。 分析有工作的农业户籍人群， 真正纯务农的人员只有约一半的比例 （54.8%）， 以务农为主并同时从事其他非农工作的比例达到7.9%， 以非农工作为主并同时从事务农的比例为10.9%。 目前， 只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 达到26.4%， 即农业户籍人群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从事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的工作。 全职或兼业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合计达45.2%。 从这部分人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和收入看， 2015 年1~9 月， 平均每月工作23.2 天， 每天工作9.3个小时， 平均月收入1486元。 按照现行的国家职业分类编码标准， 农民全职或兼业从事的非农工作主 要集中在 三 类 职 业： 生 产 工 人、 运 输 工 人 及 有 关 人 员 的 比 例 最 高 （38.3%）， 其 次 是 商 业 工 作 人 员 （23%）， 第 三 是 服 务 性 工 作 人 员 （14.6%）。 从 他 们 所 处 的 行 业 类 型 看， 排 在 前 三 位 的 是： 制 造 业（19.8%）， 批发和零售业 （18.8%） 以及建筑业 （13%）。

　　此外， 就个人的 年收入看，2014年的个人年均收入为1.7 万元， 但个人年收入差异很大。 前面的数据已显示， 近四分之一的人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 除去 “丧失劳动力” “正在上学” 等人群， 真正有能力就业却没有工作的农民劳动力人群达到18.1%。 而这部分有能力就业却未就业的人， 男女差异非常显著，女性比男性没有工作的比例高了52.4个百分点， 说明男性的就业比例远高 于女性。 对这群人追问原因， 发现最主要的不工作原因是 “料理家务”， 比例为47.5%； 其次是 “因本人原因 （如健康、 辞职等） 离开原工作” （28.6%）； 承包土地被征用 （占2.3%）、 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占2.1%） 等其他原因也占一定的比例。 对比没有工作的女性和男性， 发现女性因料理家务而无工作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 高约42 个百分点。 这在一定程度 上， 说明农业户籍女性在家庭生活的照料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料理家务而没有工作， 其实际要做的事 （家务/照看孩子） 兴许一点不少。 此 外， 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存在差距。 数据显示， 他们愿意就业的比例低于有能力就业的比例。 这群人如果面临工作机会， 他们中53.3%的人有能力在两周内去工作； 但从工作意愿来看， 仅有3.1%的人打算工作， 而没有工作意愿的人达到66.9%。

　　（三）社会保障与生活质量

　　数据显示， 农业户籍人群中拥有养老保险的比例为57.1% （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 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为91.1%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为主）。 而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以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农民的享有率都很低， 在4%至6%之间。

　　此外， 那些领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 平均年龄为53岁， 而不领取此保障的人平均年龄小约4岁。 在分析农业户籍人群及其家庭在过去的12个月里遇到过哪些重要生活 问题时， 结果显示在列出的十类生活困难中， 排在前四位的是： 物价上涨， 影响生活水平 （51.4%）； 家庭收入低， 日常生活困难 （47.9%）； 医疗支 出大， 难以承受 （38.7%）； 住房条件差， 建/买不起房 （37.4%）。 可见， 此人群当前急需的是稳定物价、 提高家庭收入、 降低医疗支出、 改善住房条件等。 值得一提的是， 有13%的人认为自己以上问题都没有遇到过。

　　在对外语、 电脑、 互联网等现代性技能的掌握上， 调查显示， 相当比例的农民掌握了外语、 电脑、 互联网等技能。 相对来说， 懂得使用互联网技能的人群比例最高， 达到27.6%； 掌握电脑技能的比例稍次之， 少了5.4 个 百分点； 掌握外语技能的比例最低 （6.7%）， 不足一成。 通过询问工作中是否要用到这些技术， 可以发现有工作的农村户籍人群中， 由于工作需要所 占的比例不足10%， 大部分是出自个人爱好。 对互联网使用者进一步分析发现： 75.4%的通过互联网进行聊天交友， 并且几乎每天都用的比例非常高； 约五成 （46.7%） 的人员会通过互联网 在论坛、 微博 （微信）、 博客等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评论， 24.2%的人员会通过互联网去组织一些线下活动。 可见， 互联网涉及的几类常见活动中， 农民最常参与的是聊天交友活动， 互联网拓展了他们的社交网络圈， 进而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2015CSS调查设计了一道题目， 要求填答问卷者评价五年前、 目前及五年后自己在本地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答卷结果如下。 对于目前状况的估计， 60%的农民认为自己处于中下层或底层， 认为 自己处于中上层或上层的不足4%， 表明农民总体上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层级不高， 状况不甚让人满意。 上推至五年前， 4.8%的人认为自己当时 处于中上层或以上， 这表明一小部分人认为自己目前状况还不如以往； 而 认为五年前自己处于中下层或下层者更高达65.1%， 表明更多的人认为过 去几年自身状况有所改善。 饶有趣味的是， 对五年后的预期， 21.6%的人认为自己将处于中上以上的有利阶层， 即有两成的人预期自身社会经济地 位将有大幅跃升； 而认为自己仍将处于中下层及以下的人则减低至不到 39.3%， 就是说， 超过60%的被调查农民预期自己五年后将至少处于中等及以上的社会地位。

　　（四）宗教信仰

　　八成以上农民无宗教信仰， 但佛教、 基督教等均有一定比例的信徒， 女性更易信教。

　　从宗教信仰来看， 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相符， 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农民占 了大多数 （83.2%）。 在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中， 信仰佛教的比例达到8%， 信奉土地公、 灶神爷等不成体系的民间信仰的比例达到3.9%， 道教的信仰 者所占比例为0.5%， 信仰基督教、 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分别3.4%、0.3%、0.4%。 这表明，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宗教， 佛教的信仰者所 占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宗教的信仰者。 据统计， 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7%~2.9%。 农民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为3.4%， 这一比例明显超过全国数字， 这也表明了近年来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迅猛传播和重要影 响力。 将宗教信仰分性别看， 除了道教和伊斯兰教外， 女性在佛教、 民间信仰、 基督教、 天主教等宗教上的信仰比例均高于男性。 女性信仰佛教的比例要比 男性高3.2个百分点， 信仰民间信仰的比例要高0.7个百分点， 信仰基督教的 比例要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 信仰天主教的比例要高0.2个百分点。 把调查对象分为90年代、80年代、 70年代和60年代 （及以前） 四个年龄群来看， 信仰基督教的个体存在年龄段上的差异， 四个年龄段的信仰者比例分别为2.1%、 2.5%、 3.6%、 3.6%， 呈现年龄越大信仰者越多的趋势。 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则不存在这一趋势。

　　（五）生活满意度与社会信任度

　　从对生活满意度的各维度 （包括教育程度、 家庭经济、 休闲娱乐、 居住环境、 社交生活、 家庭关系） 评估情况看， 以1~10 分为评估尺度， 农民对自己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最高， 平均分7.96 分。 这也印证前文所言， 大部分农民的家庭关系比较和睦、 家庭结构比较稳定。 而其他维度的满意度 评分大多在5 分左右， 从高到低依次是： 社交生活 （6.01 分）， 居住环境 （5.95分）， 休闲娱乐 （5.09 分）， 家庭经济 （5.01 分）， 教育程度 （4.83 分）。 显然， 农民对自己教育程度的满意度最低。 把对生活满意度的各维度评分简单算术相加， 得到总的生活满意度为 5.8分， 低于全国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5.93分， 说明农民的总满意度评分低于全国人民的平均水平。

　　分性别和分年龄组来看， 发现男性对各维度的满意度评分均略微高于女性。 例如： 男性教育程度的评估 为5.04分， 要稍高于女性0.4分； 社交生活要高约0.2 分； 休闲娱乐和家庭关系也各高出约0.2分。

　　关于社会信任度的状况， 对十一类人群进行信任评估结果显示， 信任度由高到低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亲人、 朋友、 教师， 且对亲人的信任度远远超过对其他人群的信任程度。 以 “非常信任” 水平为例， 73.7%的人群非常 信任自己的亲人， 25%的人非常信任自己的朋友， 非常信任教师的比例为 24.5%。 排在后三位的是党政机关干部、 商人和陌生人。 而排在末位的陌生人被信任的程度远远低于其他人群。 警察、 法官、 医生、 邻居和同事五类人 群得到的信任居中间水平。 可见， 如何提高商业信用、 如何设计制度以降低陌生人之间的背信风险， 值得关注。 同时， 把这些指标简单地求均值合并后 （1 分最低， 4 分最高）， 发现 农业户籍人群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得分为2.86 分， 比全国人口的平均得分 （2.82分） 略高0.4分。 说明整体而言， 农民的信任水平要稍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 需要一提的是， 在对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行指标评估时（1~10分）， 发现农民对当前社会人际信任现状的评估分 （5.58 分） 略低 于全国人口对此指标的评估分 （5.65分）。 换言之， 作为施予信任的人， 农民对他人的信任度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 但作为信任现状的评估者， 农 民的评估结果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俗地说， 就是 “我愿意信任你， 也愿意信任他； 但我不认为你和他之间会相互信任”。

　　对各项现行制度公平性的评估结果显示， 被五成以上农民认为公平的制度有以下几项： 高考制度， 公共医疗， 司法与执法， 政治权利， 社会保障待遇， 工作就业机会。 而财富收入分配、 城乡间权利待遇的公平性均在五成以 下， 排在末两位。 这说明， 对农民而言， 收入差距、 城乡差别是最需要解决的社会公平问题。 此外， 数据还显示， 90%的农民都会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 具有很高的国家认同感。 同时， 他们中有超过八成 （80.8%） 的人赞 同 “一个人一生的好坏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掌握的”， 说明他们 “等靠要” 的意识很弱， 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他们中也有66.2%的人认为 “穷人是因 为自己的原因才生活困难， 不能怨社会不公平”。 此外， 他们在对社会上人 们普遍的道德水平、 遵纪守法水平进行打分时 （1~10分）， 平均分都在六分以上。 不过， 道德水平 （6.04 分） 略低于遵纪守法水平 （6.34 分）， 社会的总体评价分最高 （6.44分）。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调查的农民群 体对国家、 对社会具有较高的接纳度， 面对生活困境时具有较强的韧劲和能动性。

　　本文摘自《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