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9日，由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民调蓝皮书：中国民生调查报告（2015）》发布会在沪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调查中心，围绕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开展全国性民意调查以及多种专项调查，构建“综合民生调查数据库”，并不断将调查和采集的数据纳入其中予以充实完善。

　　《民调蓝皮书》调查发现——

　　（1）超过半数（6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5年前有所上升；不同年龄、不同月收入的受访者对自己生活水平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在20~29岁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前5年下降的占比最大；在收入高于4000元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前5年下降的占比最低。

　　（2）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参与社会保障，其中，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参保比例最高；非农业户口受访者的参保比例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受访者认为医疗保险对于缓解家庭医疗费用压力具有积极意义。

　　（3）近半数（47.7%）的受访者认为，其最主要的生活压力来源为物价上涨，其次为家庭收入。此外，子女升学压力、住房、赡养老人负担过重、人情支出大等在受访者生活压力来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4）受访者对收入满意度较低，有31.8%的受访者对收入状况表示满意（“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有36.6%的受访者对收入状况表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或“不太满意”），其余受访者的评价为一般。

（5）43. 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目前工作或学习的成就感一般。33.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目前人生价值实现满意度一般，1/5（20.0%）的受访者对他们目前人生价值实现状况较不满意；超过1/3（33.5%）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的个人发展机会一般，近1/4（23.3%）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的个人发展机会较少。

　　（6）受访者整体上幸福感较强，评价平均分为7.00分，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评分在“及格线”（6分）之上；不同城市的受访者对幸福感知存有差异，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平均幸福感略低于非一线城市受访者；一线城市受访者对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质量、公共交通、物价、社会治安服务等公共服务的平均满意度高于非一线城市受访者。

　　（7）家庭和睦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一大主要因素；身体健康、朋友关系、个人收入对受访者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受访者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8）受访者整体社会公平感评价略低于“一般”水平；60岁及以上受访者对整体社会公平感的评价高于60岁以下受访者；小学及以下学历受访者对整体社会公平感评价最高；受访者对社会性别公平度评价较高，对干部提拔、任免公平度评价较低；受访者对社会收入分配、城乡平等的公平感评价显著低于一般水平。

　　（9）近半数（49.9%）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社会总体比较安全；男性受访者对我国社会安全的评价高于女性受访者；60岁及以上受访者对社会安全的评价高于60岁以下受访者；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社会总体安全的评价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农业户口受访者对食品安全、医疗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的评价均高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一线城市受访者对医疗安全的评价高于非一线城市受访者，非一线城市受访者对社会总体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的评价高于一线城市受访者。

　　（10）受访者对亲密的人际关系带来的社会支持的感知水平更好；受访者认为亲人给予的社会支持最大，宗教组织给予的支持最小；与关系亲密的人住在一起的受访者，对社会支持感知的评价相对较高。

　　（11）受访者总体利他行为得分较为乐观；女性利他行为得分高于男性；离退休人员利他行为得分最高，学生和无业人员最低；60岁以上老年人利他行为得分最高，20~29岁的年轻人最低；二线城市居民利他行为得分最高，一线城市最低。

　　（12）受访者对不同职业群体的信任度评价不一，对农民工、教师的信任度最高，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信任度最低；女性比男性更信任法官和警察，男性比女性更信任农民工群体；东部受访者对记者和出租车司机的职业信任度更高，中部受访者对钟点工群体的信任度更高。

　　（13）在熟人社会中，受访者普遍对家人、亲戚的信任度最高；老年人更信任亲戚和邻居，年轻人更信任朋友和同学；已婚人士最信任同事，丧偶和离婚人士更信任朋友和同学；二线城市居民比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居民更信任邻居、家人和亲戚。

　　（14）在不同信息来源的信任度方面，受访者对媒体报道、官方声明的信息信任程度较高；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官方声明信任度评价更低，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度更高；不同性别、年龄、地区、城市等级的受访者对不同信息来源的信任度存有显著差别。

　　（15）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最信任的新闻媒介为电视，新闻网站次之，报纸居于第三位；女性受访者对电视、报纸的信任度显著高于男性，男性受访者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女性；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电视的信任度越高，对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与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越低。

　　（16）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中央新闻媒体的信任度高于地方媒体；月收入4001~6000元的受访者更信任中央新闻媒体，月收入6000元以上的受访者更信任地方新闻媒体；中部受访者信任中央新闻媒体的比例最高，东部受访者信任地方媒体的比例最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选择两种媒体都不相信的比例最高。

　　（17）从居民的阶层认同情况来看，五成居民认同自己属于社会中层，近四成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下层，仅有一成居民认同自己属于中上层或以上；本科教育水平者和研究生教育水平者的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比自身教育程度低的居民；高收入组的居民阶层认同最高，低收入组居民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

　　（18）从不同阶层认同的居民社会生活感受来看，社会阶层认同度越高的居民对其幸福感评价越高；中层和中上层阶层认同的居民的职业安全感显著高于下层和中下层；阶层认同越高的居民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越高。

　　（19）从中国社会流动现状来看，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与父辈相比，其社会地位有所上升；高收入的群体对自己的代际流动评价高于其他较低收入群体。从居民对社会地位流动通道的评估来看，近五成居民认为社会的流动通道畅通；学生对社会流动通道畅通度的评价较低。从居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预测来看，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会有上升；29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对自己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更高。

　　（20）从个人对阶层流动的归因方面，教育和个人品质、素养、能力被认为是推进代际流动的主要原因；逾半居民认为流动受阻主要是社会原因所致。另外，居民普遍认为，导致社会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个人因素在于人脉关系，家庭因素在于家庭人脉资源不足，社会因素在于社会体制存在问题。

　　（21）影响个人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人月收入、受挫感和幸福感，影响个人对社会流动通道评估的因素包括幸福感、受挫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影响个人对社会流动预测的因素包括年龄和幸福感。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最低

　　蓝皮书调查显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最低。我们对“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以1~5分计，结果显示，教育背景为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对其目前工作的满意度打分，均值为3.93分，在不同学历背景的受访者中满意程度最高；其次是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受访者，他们对其工作满意程度的均值为3.90分。而在不同学历的受访者中间，对工作满意度最低的一类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

　　农民工、教师的被信任度最高，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被信任度最低

　　蓝皮书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对农民工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高（3.83分），居于首位；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居于第二位的是教师（3.66分）。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较低的是企业家（3.12分）和政府官员（2.82分），其中，受访者对政府官员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官员成为唯一低于3分的职业群体。

　　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大量涌入城市、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环。农民工被信任度均值最高，体现出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水平有所提升，城市边缘化和弱势地位的状况有所改善。在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下，较高的信任度和契合度为农民工进一步适应与融合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人际信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官员贪腐现象的不断曝光和企业剥削论的不断传播，当前社会上“仇官”和“仇富”的态度泛滥，导致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信任度受到影响并不断下降。综观全球对政府和企业家的信任现状，201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埃德尔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指出，在26个国家的3.1万名受访者中，有50%的人表示，他们相信企业会做对的事情，但只有18%的人相信在企业处于困境时企业领导人会说实话；与此类似，有41%的人表示相信政府，但只有13%的人相信政治领导人会说实话。正如报告负责人所说，当今全球已然陷入一场“领导力危机”。在本次调查中，透过受访者对各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可以看出，当下居民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并且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值已经低于一般水平，政府官员也成为各职业群体中被信任度均值唯一低于检验值的职业群体。

　　20岁以下和20~29岁年龄组的青年群体对自己未来5~10年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更高

　　蓝皮书调查考量了不同年龄组居民对自己未来5~10年的社会地位变化的预测情况，分别设有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下降、不变、小幅度上升、大幅度上升5级选项，以-2分至2分评分。经过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的居民对自己的社会流动预测具有显著差别。20岁以下、20~29岁、30~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各年龄组的居民的社会流动预测均值分别为0.98分、1.11分、0.73分、0.32分、0.28分。经过两两比较，20岁以下和20~29岁年龄组的青年群体对自己未来5~10年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显著高于30~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的群体；30~44岁的中年群体对自己未来5~10年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低于20岁以下和20~29岁的居民，但高于45~59岁和60岁及以上的居民。

　　人脉关系被认为是导致上升通道不畅的主要原因

　　蓝皮书将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个人原因归结为“个人能力”“个人机遇”“个人性格”“性别因素”“教育背景”“个人人脉”“个人财富”“个人努力”“个人职业选择”和“其他”。有13.7%的受访者认为“个人人脉”是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个人原因，占比最高。有12.9%的受访者选择“个人能力”，位居其次。占比超过10%的依次还有“个人努力”（11.8%）、“个人性格”（11.3%）、“教育背景”（11.0%）、“个人机遇”（10.2%）、“个人财富”（10.1%）。

　　人脉，其核心就是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就中国而言，人情社会特征明显，这必然会使得那些人脉关系缺乏的阶层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渠道。在本次调查中，透过受访者选择流动受阻的个人原因频率可以看出，当下社会“个人人脉”成为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首要因素。

　　同样，在家庭原因中，家庭人脉资源不足被认为是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主要因素。

　　调查将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家庭原因归结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家务负担过重”“家族地位不高”“家庭人脉资源不足”“家庭教育缺乏”“家庭关系不和谐”和“其他”。在家庭原因中，有21.3%的受访者选择“家庭人脉资源不足”，居第一位；“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和“家庭教育缺乏”分居第二、三位，占比分别是16.8%和15.3%。“家庭关系不和谐”占13.4%，“家庭地位不高”占12.5%，“家庭负担过重”占10.8%。

　　当下社会，家庭背景成为一道“隐形门槛”。我国社会本身是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社会，为代际继承提供了可能，也使得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观性。阶层流动受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而家庭先赋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则是社会结构封闭性的重要表现。透过数据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的隐形门槛作用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尤其是家庭关系资本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