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由云南大学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5年《大湄公河次区域蓝皮书》发布会”在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分析和展望了2014~2015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结合“一带一路”与“澜湄合作机制”建设等新形势就我国进一步推动次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并正式发布了2015年大湄公河次区域蓝皮书《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15）》。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取得新进展 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

　　2014年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新理念背景下加大了对GMS合作的投入，推动了次区域各领域的合作。在能源领域，次区域各国以打造能源互联网为抓手，加快推进电力、油气、新能源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南方电网与相关国家电力公司建立了周边国家电力企业高层沟通联络机制。贸易投资方面，次区域内部成员国间的贸易继续保持了增长势头。中国与GMS五国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889.11亿美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至2014年底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流域联合巡逻和执法次数已达29次，有效加大了四国共同防范和打击湄公河贩毒、贩枪、偷渡、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的力度。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将在“一带一路”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基本走向，大湄公河次区域既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梁，也是南下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地处“一带一路”建设陆海交汇的战略支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推动形成“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计划。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会议上明确表示，“中方高度重视联通中国和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部署”；要“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表明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优先部署的就是联通中国和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次区域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此外，次区域各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均给予了积极回应。在此形势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将有助于推动形成“一带一路”早期收获计划，并为今后的合作奠定结实的基础和注入新的活力。

　　为进一步提升我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水平与层次，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今后应切实增进政治互信；促进GMS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互动；促进国际国内区域合作的相互融合与联动；积极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及时调整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投资模式；进一步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等。

　　经济走廊是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的优先领域和重要依托

　　目前GMS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其中，在交通走廊建设上，GMS交通走廊在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建设等方面已基本实现互联互通，为GMS经济走廊实现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到物流和经济建设等功能演化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和有利的设施条件。

　　物流走廊建设通关便利化不断取得新突破，1999年11月，泰国、老挝、越南三国率先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简称《便运协定》）；2009年，泰国、老挝、越南率先启动实施GMS东西经济走廊过境运输便利化协定。2013年，GMS国家便利运输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会议通过了《联委会未来三年（2013年—2016年）运输和贸易便利化蓝图规划》。2003年，中国成立了国家便利运输委员会，负责协调和处理《便运协定》的各项规定以及相应遇到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分别与越南、老挝、泰国等签署了关于在河口－老街、友谊关—友谊出入境站点、昆明—百色—南宁—友谊关—友谊—谅山—河内路线、磨憨－磨丁、昆曼公路等口岸实施《便运协定》的谅解备忘录。

　　经济走廊沿线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近年来，中国与GMS经济走廊沿线各国经贸往来蓬勃发展，合作日益密切。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6.2%，与东盟地区贸易增长为10.3%，与GMS各国外贸增长率为18%。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3.4%，与东盟地区贸易增长为8.3%，与GMS各国外贸增长率为43%。2014年，广西对外贸易为2491.1亿元。其中，广西对东盟进出口总额为1221.8亿元，同比增长25%。广西对GMS五国的对外贸易额为1048.26亿元，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86%。

　　在未来，GMS合作应紧密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完善经济走廊建设的软环境，加强通关便利、技术标准等软联通；并有效整合东西南北经济走廊，加强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联动发展等，引领GMS经济走廊朝着新的方向迈出新步伐。

　　进一步提升云南参与GMS合作的水平 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高地

　　中国在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高地过程，总体思路要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以党和国家对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把握机遇、深化改革，统筹国内开发与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不断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建设；以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以多边、双边合作项目为载体，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沿边开发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在战略定位上，云南要充分发挥引领和带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功能和作用，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为之“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云南的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增强中国对GMS经济合作的综合影响能力与发展带动能力，这种辐射力、影响力涵盖经济辐射、市场辐射、交通辐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辐射、科技教育辐射等方面，既包括硬件建设，也涉及软实力提升。具体来说，就是要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经济中心和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以及“一带一路”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依托。

　　在主要任务建设上，促进GMS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互动；促进国际国内区域合作的联动和互融；加快云南与次区域国家的互联互通；结合打造GMS合作新高地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积极推进与GMS国家的优势产业合作；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卫生、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合作；充分发挥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等。

　　推进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的创新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中指出中国要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在周边构筑一个新的合作框架。现有的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协作领域、治理体系、受众群体、评判标准等方面都已开始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实现“五通”的战略要求。因此，对既有的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进行创新升级，形成与“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和相适应的新型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区域内跨界水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次区域的深入推进。

　　跨界水资源问题是影响次区域“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战略在次区域推进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进程中，与澜沧江—湄公河有关的水利水电的开发运作，航运贸易的规模升级，农业渔业的顺畅发展都将有助于保障次区域“一带一路”经济建设成效。但既有合作模式下的跨界水资源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给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带来了阻碍。例如，在水利水电发展方面，2010年湄公河发生旱情，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等国一些人认为是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澜沧江）修建水坝导致其旱情加重。在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发展上，20世纪90年代已经该航道已经通航，但经过近三十年，老挝会晒至琅勃拉邦300公里河道始终未实施整治工程，枯水期浅河段仅能通航60吨级船舶，降低了航道运输的利用率，不利于航运贸易的展开。因此，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直接关乎次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

　　“一带一路”为中国升级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的倡议中体现了中国要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在周边构筑一个新的合作框架。而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的升级也正属于构建新合作框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问题不断且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的不完善。其中湄公河委员会作为管理该条河流的重要机构无法起到很好的管理作用。而中国作为湄公河地区政治、经济、技术相对优势的国家，无法贸然搭建起一个新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这必然会遭来域内与域外国家的不理解和谴责。而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实施背景下，通过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积极沟通与商讨来建立起新型的、合理的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将会更容易被湄公河流域国家以及其他域外国家和组织接受。最终也将促进跨界水资源问题的解决，并深化相互间的合作。

　　现有的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在协作领域、治理体系、受众群体、评判标准等方面都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实现“五通”的战略要求。因此，未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升级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合作模式可通过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深化合作；建立“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社会民生合作”为出发点的综合型跨界水资源合作指导思路；扩大跨界水资源的合作范围；构建涵盖内外的跨界水治理体系；增大跨界水资源合作的受益群体；设立跨界水资源合作的新型智库等途径展开。

　　美湄多边合作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产生一定影响

　　近年来美湄多边合作框架机制从内容到空间都大幅度扩展。从加强美国与MRC之间的合作，到建立新的“湄公河下游倡议”、“湄公河下游之友”、“湄公河下游部长会议”、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再到奥巴马第二任期将这些机制强化和扩展，建立新的青年领袖计划，美国通过会议、计划、项目等形式，使美湄多边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得到加强。美湄多边关系在美国主导下迅速发展，这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美湄合作框架建立到扩展的过程中，中国一直被排除在外。美国对中国的排斥主要是源自于其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防范意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需要平衡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中国，所以，在美湄合作框架中，美国极力将中国排除在外。甚至在美湄合作机制中指责中国，利用水利建设问题挑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排斥，造成美—湄合作、中国—湄公河流域地区两个多边领域的合作分别进行。中美在湄公河地区的竞争，客观上促成成湄公河流域国家乐于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在重大问题上要考虑中美两方的态度，也给地区安全埋下隐患。

　　美湄多边合作将中国排除在外，多少也影响着美湄合作的进程。美国想要在完全摆脱中国的情况下在湄公河地区培养足够的区域性非常困难，这样的情况在东盟和MRC合作中已经出现。虽然MRC和LMI对美国的亚太战略目标会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边缘接近中心的战略可能会使美国意识到，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更大的目标很难。美国应该意识到，作为湄公河地区的重要大国，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美湄多边合作并不完整。美国积极拉拢区域外其他大国参与美湄合作，但是没有中国的美湄合作局限性太大，影响力也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