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中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即将进入2015年的跨年时刻，上海外滩发生36人遇难的踩踏事故。人们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故发生在一向被认为代表中国城市管理最高水平的上海市，因为活动取消而忽略善后管理带来了如此惨烈的灾难。之前，人们关注的是组织活动的风险，这次事件的教训是不组织活动也存在风险，风险常常存在于没有意识到的地方。

　　2015年6~7月间，中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牵动了整个社会，股市下跌使得很多人从自身和周围人身上真切体会了经济风险的存在，这种对于风险的恐惧已经弥漫到了非股民的人群。股市的低迷和世界经济形势的不乐观使得投资者和民众的信心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震惊了全社会，这一堪比特大自然灾害的人为灾难让本已处于各种安全焦虑的民众增加了新的担忧。它再一次提醒人们，我们身处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

　　2015年9月30日，广西柳城县发生了17起包裹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这是一起由利益冲突引发的恶性社会治安事件。在当事人以这样过激的行为来报复社会之前，一定有消除风险的许多机会。

　　这些事件对于社会造成的影响不仅在当时是极大的，更是长远的。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这类风险发生的概率并不高，一般也远离多数人的生活，但因其对生命的伤害性大而被列为最危险的风险源，如核泄漏、毒气泄漏、战争、燃气爆炸、核武器、传染病流行、公恐怖袭击、地震等。

　　此外，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生活环境质量都成为引发社会焦虑的重要风险。除了那些大的风险事件外，风险还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2011年对北京市民大气污染风险认知的研究发现，北京市民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在良和中等水平之间，而新调查的北京市8个社区中只有一个小区的空气质量超过中等满意水平。对于安全感的研究发现，人们在食品安全、信息隐私和环境方面的安全感要低于人身、财产方面的安全感。风险的常态化增加了社会的焦虑水平，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

　　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

　　回顾2014~2015年人们关注的大事，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一个重要的主题。2014年，微博用户最关注的事件包括马来西亚航班失联、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等；2015年上半年，微博用户最关注的事件包括尼泊尔地震、漳州PX项目爆炸事故和台湾复兴航空客机坠河等。从人们关注事件的类型上看，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相同，社会治安、灾害事故两类占到了关注事件的20%。这些有关社会风险和安全的事件增加了社会的焦虑，除此之外，政策制度、民生社区和企业财经类的事件中还包含大量“不确定性”事件。由2014~2015年上半年微博对于不同事件的情绪反应可以看出，存在大量的消极情绪，除了明星娱乐、政治制度、企业财经和文体科教类别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外，社会治安、社区民生、国际舆情、灾害事故和反腐倡廉类的事件都存在消极情绪高于积极情绪的现象，社会治安、国际舆情和灾害事故类事件都存在较高的社会焦虑，社会治安和灾害事故类事件引发了较高的愤怒和悲伤情绪。

　　人口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一名博士生的回乡日记在微信中广为流传，许多人对文中的乡愁产生了共鸣。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异乡的不确定感和回不去的故乡交织的复杂情绪。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原来熟悉的家乡，走出国门、走进陌生的城市，体验这种复杂的不确定感。

　　我们课题组对于农民工这个潮汐式迁徙的群体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农民工自尊水平偏低，具体表现为自我肯定偏低，自我否定偏高，研究也发现，收入、自我社会地位认同、自我污名化程度和对未来预期与自尊的高低密切相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生活着大量的外来人口，研究发现，深圳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安全感水平均不高，比较起来，移入的农村人口（农村户籍人口）的信任水平最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信任水平最高，而外地城市户口居民信任水平介于二者之间。以职业来看，农民、工人的信任水平最低。在同一年度黑龙江和深圳市的对比研究中发现，深圳被调查者在安全感的8个方面（食品安全、信息和隐私安全、环境安全、医疗安全、交通安全、劳动安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和安全感总分上都低于黑龙江被调查者。研究还发现，安全感与社会公平感、生活满意度、社会情绪、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和未来预期呈正相关关系。2011年和2012年全国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的比较发现，这两年中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高于城市居民，但从不同户口类型来看，外地户口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本地户口，外来的农业户口居民生活满意度最低。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移入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从移入人口的社会心态研究来看，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新移入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原有人口的接纳，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都是社会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社会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通常是指这个人在一生中社会阶层地位发生的改变和这个人与父代或子代比较后发生的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几年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了一个相似的结果，就是自我归类的社会阶层下移，也就是人们普遍自我选择了低于统计意义上的阶层位置，一些属于上层或中上层的人选择中层甚至中下层，属于中层的人选择中下层或下层，很大数量的人有底层认同倾向，这种底层认同成为社会两极化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自我社会阶层认同比经济收入对于一些社会心态指标的影响表现出更为一致的效果。自我社会阶层认同越高安全感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社会公平感受越高，社会支持得分也越高。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认同越高，社会安全感得分也越高。凯迪网络组织的超大城市城市认同调查发现，被调查者的家庭社会地位和城市地域、文化和个人在城市中的身份等代表的城市认同感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社会地位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所在的城市。社会情绪分层的研究也发现，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和单位性质等分层指标与情感分层具有密切的关联。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层影响了积极情感和中性情感。处于情感分层上层的主要是个人月收入1万元以上，职业为公务员和党政部门、企业及事业单位领导，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群体。社会阶层认同下移、底层认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形成了以身份认同自动划分的社会心态阶层，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感、生活满意度等重要的社会心态指标。一个人的社会态度、社会价值判断、社会情绪表达将由其自我认同的社会身份决定，失去了客观性，这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必须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不公平的社会风险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我国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社会成员的公平感受尽管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但依然是一个社会公平与否的重要衡量手段。

　　社会不公平的一个观察视角是不同领域的公平感知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的调查中，涉及司法政治公平、教育制度公平、区域待遇公平和资源分配公平，调查结果显示，教育制度公平感知最强，约为4点量表的3，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区域待遇公平感知最弱，为2.22，接近不太公平水平；资源分配公平和司法政治公平分别居于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为2.48和2.52，得分在量表均值2.5附近，居于不太公平和比较公平之中。调查对象对于选拔党政干部和财富及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评价较低，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分别为57.6%和63.6%）选择不太公平和非常不公平。研究还发现，司法政治公平感越高，越容易形成积极的社会认知和信心，越肯定地方政府工作，社会信任状况更高，国家实力预期也越高；资源分配公平感越高，社会认知和信心就越积极。教育制度公平感越高，社会公平感、地方政府工作评价、社会信任程度、个人未来生活和国家实力预期也越高，并伴随较多的积极情绪和较少的消极情绪；区域待遇公平感越高，社会公平感越强，对地方政府工作评价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社会不公平的另一个观察视角是不同人群的公平感，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平感受。对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的250位进城农民工的研究发现，64%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47.1%的人觉得他们在打工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普遍较高，81.8%的人认为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比较发现，未来预期好的人更认为社会是公平的。新近的研究也发现，在深圳，农村户籍居民的生活压力高于城镇户籍居民，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还是在生活状况上，被调查的外地农村户籍人口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都很高，在社会地位的相对剥夺感高于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在另外两项上仅次于本地农村户籍人口。

　　社会腐败极大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也降低社会的公平感。研究发现，腐败严重程度评价、干部廉洁比例、反腐成效评价和反腐信心这些变量都与社会公平感的评价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2013年的调查还显示，民众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腐败严重程度平均在“很严重”和“比较严重”之间，得分为4点量表的1.79。民众反腐的信心得分为1.95，在“很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之间，81%的民众对反腐败的信心程度为“比较有信心”或“很有信心”。

　　社会规则和社会运行中也包含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社会公平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基本、最迫切要求之一，不公平感受的扩大和加深将直接引起社会问题和冲突。

　　不信任中的不确定性

　　我们多年来的连续调查发现，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波动。我们提出，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社会信任陷入困境。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全国抽样调查发现，在回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时，选择“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分别为51.0%和5.5%，也就是倾向于认为多数人可以信任的比例为56.5%。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大力推动诚信体系建设和社会信任的重建，但社会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缓慢和艰难的过程。由于亲身经历和来自媒体的间接经验不断强化和替代强化着社会成员的不可信任。深圳大学法学院应飞虎教授在“小悦悦”事件后收集了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最终被查明真相的案件约占80%，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起，诬陷扶人者84起，这一结果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诚信危机的热议。研究发现，制度信任体系中对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信任的贡献最大，其中，检察院、公安部门和中央政府的影响显著；法官、警察和政府官员对于人际信任改善的影响显著；政府的渎职行为降低了社会信任；社会机构欺骗显著降低社会的信任水平。社会不信任表现为一定的模式，调查发现，在不同社会角色中以信任程度高低排列，分别是亲戚朋友、教师、医生、邻居、警察、法官、领导（上司/老板）、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办事人员、企业家和陌生人。从平均得分情况看，亲戚朋友和教师得分高于3（4点量表），也就是高于“比较信任”水平；医生和邻居接近“比较信任”水平；陌生人低于2，处于“不太信任”水平；其余社会角色介于“不太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但只有企业家低于信任尺度的中点，其余社会角色高于中点，倾向于“比较信任”。

　　社会不信任的加剧直接影响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摩擦和冲突，阶层间的不信任等给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凝聚带来不确定性。

　　社会情绪的风险

　　社会情绪风险之一是社会情绪中的不良因素，那些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的因素。对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的5010人中，20.3%的被调查者在自测心理健康得分上表现出不良倾向，22.5%的被调查者在自测的社会健康上表现出不良倾向。心理健康与社会心态的许多因素间存在着交互作用。研究发现，自测的心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都存在正相关关系。有研究考察了身体健康与人们的日常情绪之间的关系，民众感受到较高的健康威胁，体验到较低的积极情绪和较高的消极情绪。民众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感知是最重要的预测各种情绪体验的因素。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健康的心理感知与情绪体验之间的部分关系。研究还发现，关系网和正式组织是影响日常情绪的重要社会支持来源；自己和家人的就业、住房和婚恋是影响日常情绪的重要生活压力源；设想自己未来的积极情绪和评价过去的消极情绪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

　　社会情绪是一种社会信号，也是一种社会能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情绪的风险包含两个方向，一是“情感堵塞”风险，一是“后情感社会”风险。前一种是德国心理学家马茨所使用的概念。他认为人的健康发展需要满足他的基本需求，生理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在不同的需求满足下人会有相应的情绪和情感，即使是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有情感反应，但如果在外界条件的压抑下情感不能得到释放，就会产生情感阻塞。长期的情感阻塞会成为一种心理问题和疾患，将导致主体不断寻求替代的代偿方式。对于社会心态意义上的社会情绪也是一样的，所谓的社会消极情绪如果不能得到正式的渠道释放，长期淤积的消极能量会一直寻找替代的释放方式，构成社会情绪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后情感社会”是社会学家Mestrovic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中忽略了情感的因素，由于情感被过度操控，人们的情感变得麻木，后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后情感社会。“后情感社会”的风险是指当前社会开始讨厌煽情、讨厌心灵鸡汤，正是由于情感被过度包装、精心传递，使得商业化、廉价的，甚至虚假的情感泛滥，人们不能体会到真诚的情感，开始逃避、抵制和反对包含了这类情感的活动。

　　社会价值观中的不确定性

　　一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影响着社会心态，但由于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可能是长远和非对应的，因此，社会价值观更具不确定性。工作价值观的调查发现，居民对于工作的“安定保障”重要性最为重视，即使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高的居民也是如此；其次是“和谐互信”和“地位、权力和财富”；而“自我实现与成就”“创造力”得分最低，较低的是“心灵成长”，“利他服务”、“自主独立”和“均衡生活”得分居于中等。价值观的研究还发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弱化。以及，高物质主义者比低物质主义者感受到更多消极情绪，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捐款助人意愿存在相关。年轻的群体受到西方消费思潮的影响更明显，物质主义价值观更高。高物质主义者在对外部目标的追求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这个循环体系维系了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却也带来更低的自我评价、更高的不满意感和更负面的情绪反应。

　　社会转型和变迁下人们的价值观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英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多国比较的结论认为，代际价值观已经从强调经济和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到了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认为，这种价值观转变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匮乏假设”，就是物质必需品和人身安全与生存直接相关，物质的匮乏会使得人们把“物质主义”的目标放在首位，在物质满足后，人们的归属感、尊重、审美等“后物质主义”的目标出现了。第二个假设是“社会化假设”，认为个人的基本价值观是其未成年期社会条件决定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发达工业国家大部分人口不是在饥饿和经济不安全条件下成长的，他们已经表现为明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猜想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也就认为中国还未进入后现代价值观开始主导年轻人的阶段，这种转变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发生。他又提到，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把职业上的自我实现作为首要目标。

　　按照这样的观点，结合我们的调查，生存安全依然是主导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应该说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同人群中，生存安全之外，健康安全已经成为另一个影响力。

　　本文摘自《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