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8日，由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中国上市公司蓝皮书：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在京召开。

　　报告指出在通缩情形下上市公司运营能力降低、较弱的偿债能力和更高的融资成本拖累了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要摆脱“债务—通缩”魔咒和实现价值能力创造依赖于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但目前期限错配严重的银行部门贷款、发展滞后的低融资成本债券市场和波动剧烈的股票市场均表明中国实现金融结构证券化转型、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任重道远，为此，总报告提出在未来资本市场建设中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软预算部门改革，推进以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为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2015年将是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向企业领域扩张的一年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互联网重构传统产业和催生新兴产业，从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已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当中。虽然互联网目前还无法在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有没有互联网思维，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未来发展的标杆，通过互联网先行“导入流量”的上市公司将获得资本市场的肯定。通过排名可以看到，先行触网的产业链较短的行业表现优异，同时互联网渗透率较高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汽车、信息安全、互联网医疗及农业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股价也实现爆发式增长，资本市场对触网的上市公司极为热捧。

　　蓝皮书指出，展望2015年全年，“互联网+”将呈现几大特点。首先，产业互联网将加速发展。2015年将是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向企业领域扩张的一年，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利用互联网重塑价值链，比如，在生产环节通过建立智能控制系统，提升生产环节效率；在流通环节通过互联网进行营销及渠道建设，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在产品设计环节考虑用户体验，有针对性地设计产品（如满足长尾客户的需求）。先行触网的公司可以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实现企业生产、销售和产品的升级，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其次，消费结构通过互联网升级。随着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人口结构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增长的决定性力量，新一代消费群体深受互联网的影响，他们对产品品质、支付手段和消费行为反馈有更高的要求，互联网将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帮助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以及分享消费体验，满足客户复杂需求的小而美公司将会越来越多。最后，商业模式将从线上向线下延伸，O2O将成为发展的重点。O2O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扩散到居民日常生活的载体和纽带，O2O改变的不仅是多一个应用程序，而且是业务场景的变化，比如，线下服务信息和商户信息将通过互联网进行识别和确认，并针对不同客户需求进行推送，客户在线上选购并在线下完成消费，再回到线上进行反馈和点评，O2O闭环完成。目前，餐饮O2O、外卖O2O及旅游O2O等本地生活服务垂直领域的拓展已经初见成效，随着O2O模式的深入，商家通过改善供应链模式和客户关系管理将实现精确化营销。

　　中国科教文卫上市公司尚未达到互联网经济1.0的发展层次

　　蓝皮书指出，中国科教文卫领域的服务业上市公司无论是在互联网经济发展层次上，还是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资本生产效率上，都亟待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科教文卫上市公司尽管拥有较为平稳的营业收入高增长和较好的盈利能力，但这主要得益于其所面临的厚尾市场需求较为集中而提供的规模扩张契机。偏高的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则充分说明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科教文卫上市公司尚未达到互联网经济1.0的发展层次。

　　工业4.0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需同时推进工业3.0和工业4.0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在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工业技术水平较落后。从具体数据来看，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远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水平；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为日本的9倍、德国的6倍、美国的4倍多。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产能过剩和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已经影响了工业发展并制约中国经济。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工成本上升，加之新一代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就业意愿的下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弱。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提供的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人口抚养比等结构性指标将在2015年前后发生逆转，人口红利加速下降，直至变为人口负债。劳动力短缺、成本增加、产能过剩及全球经济的疲软制约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欧美提出的新经济策略也加速弱化了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数据显示，我国工业增速已由过去10%以上的高速转向10%以下的中高速水平；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呈下降趋势，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35.8%。

　　面对种种压力，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趋势。发达国家此前通过工业化、信息化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随着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进化，即所谓的工业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大部分行业仍然处于工业3.0甚至工业2.0的阶段，因此对于我国工业4.0的进程来说，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对于尚未实现自动化生产、停留在工业2.X阶段的落后工业，应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使其快速升级到工业3.0阶段；另一方面对于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处于工业3.X阶段的制造企业，应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坚持智能化改造，实现弯道超车。

　　虽然我国制造业升级面临的挑战非常大，但我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此次产业变革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利契机。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已建成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产业规模和产品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同时，我国互联网产业实力仅次于美国，本土应用市场空间大、创新牵引强。当前应将工业的规模优势和互联网的应用优势相结合，推动我国互联网与工业加快融合，走出一条既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又能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变革之路。

　　混合所有制成功推进的关键在于调动国企和民企的积极性

　　蓝皮书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和民企都存在诸多“潜在”的利好，之所以说“潜在”，是因为上述利好的兑现还需要依赖制度的完善与政策的保障进行配合。一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除了中央的合理统筹规划之外，还需要地方与基层的积极配合。目前中央层面已经将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实现国企与民企双方的共赢，从而激发各自的积极性。目前，尚存在以下几点担忧。

　　第一，垄断行业国企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可能不高，虽然混改有利于行业发展，长期来看国企也有望从中获益，但垄断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并未出现严重问题，改革的紧迫感不强。同时国企要想吸引民资，就需要放开一些优质资产，这与自身利益存在一定冲突，而对于国资委和财政部来说，由于垄断领域的国企是盈利的主力，可能其也会缺乏引入民资的动力。因此垄断行业改革的动力可能更多的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在这种被动前进的情况下，顶层设计在基层的落实情况可能会打折扣。因此，如何激发垄断行业国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第二，从国资管理层面来看，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担忧或是导致国资委难以放开手脚改革的桎梏。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国有产权和非国有产权进行清晰的划分，并且对国有资产流失做出明确的界定并制定详细的衡量方法，如此则国企和民企在混合过程中都能明确各自的行为边界，解除政策不清晰造成的对未来政策风险的担忧。

　　第三，对民企来说，最担忧的问题可能是混合之后其地位或话语权的问题。由于国企通常资产规模庞大，在混合过程中民企如要获得控股地位对资金量的要求很高，多数民企可能不具有这一实力。如果股权比例较低，民企能否真正参与到企业经营决策中则存在未知数。如果不能获得相对公平的话语权，依然是国企一股独大，那么提升国企经营效率等利好也就无从谈起，甚至民企反而可能被国企拖累。此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表示不控股就不参与国企改革，正是反映了这一担忧。

　　第四，民企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混合之后的退出机制问题。一旦混合不成功是否能够顺利退出。对于参与上市公司混合的民企来说，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可以较便利的实现资本退出，但对于非上市企业来说，是否具有退出的渠道以及股权的流动性都可能成为退出的阻碍。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加企业股份的流通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制定相关政策促进股份在企业内部流通，如推动员工持股、公司回购股份等制度建设。

　　第五，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如何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一方面，国企的部分社会职能需要剥离，如退休职工的安置等，否则，在背着沉重包袱的前提下要求国企与民企公平竞争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以往即便在竞争性行业中，国企也能够获得政策层面更多的支持，形成对民企的不公平竞争，今后在竞争性领域，政府需要在国企与民企之间一碗水端平，破除国企在资源获取等方面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混合所有制的效果，否则混合所有制的结果可能只是部分民企与国企分享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加剧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第六，除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外，其余几项改革也存在难点与阻力。例如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意味着国资监管层面的权力划分需要重构，在国企与国资委之间加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必然意味着国资委需要将一部分权力下放。而从人事任命角度来讲，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央企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的任命依然采用行政化选拔方式，这也是造成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而董事会授权试点改革中高管人事任命的市场化必然牵涉国资委和中组部的利益，可能面临一定的阻力。

　　外向型央企同行业内将进一步进行大量的并购重组

　　蓝皮书指出，未来央企层面的并购重组还将大量出现，其中将不乏大型央企的强强联合。但我们认为外向型央企同行业内进行并购重组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对于业务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同行业央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央企来说，合并可能导致或加剧垄断，而在国内反垄断的意识和力度都在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逆势而为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从“一带一路”、中国装备“走出去”等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外向型央企通过合并重组，减少竞争内耗，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较高，因此建筑、装备制造、航运等领域的央企龙头值得重点关注。

　　我国沼气行业处于爆发前夜

　　蓝皮书指出，未来我国将在加强农户自用的前提下，推进大中型沼气和集中供气工程建设，真正发挥其作为清洁能源发电的功能。德国98%的生物燃气工程用于发电，2011年生物燃气发电总装机容量为2559MW，瑞典率先开发生物燃气净化提纯制车用和管道生物天然气，这也是我国天然气行业未来的趋势。至2009年，中国大中型沼气工程生产沼气74.55亿立方米，合标煤532.29万吨，发电装机容量50万千瓦。而上述沼气产量仅为资源量的16.64%，且总资源量中尚没有包括秸秆、蔬菜瓜果废物、蓝藻等其他有机废弃物。全国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为8.20亿吨，除去肥田和农用燃料剩下至少2.5亿吨可以用作沼气燃料，如每吨秸秆平均可产沼气400立方米，那将是900亿立方米。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国民经济各行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经过认真测算和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提出中国大中型沼气工程的2020~2050年发展目标。

　　对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等提供的资金仍是杯水车薪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年均约7500亿美元。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未来8~10年，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测算是8000亿美元左右，而当前，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两个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每年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总和只有300亿美元左右，因此，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巨大的融资缺口。

　　亚投行等开发性机构仍不能有效解决资金问题。涉及“一带一路”金融开发的机构主要有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国内具有政府背景的商业银行。其中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带一路”前期金融服务的主力。亚投行法定初始资本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500亿美元）。丝路基金首批资本金为100亿美元，出资方为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四家。丝路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外汇储备。据悉，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通过其投资平台出资65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分别出资15亿美元、15亿美元和5亿美元。从规模来看，亚投行与丝路基金联合发放的开发资金规模仍然有限，这意味着势必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介入开发性金融服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