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蔡昉在《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2）》发布会暨湖南乡村

　　振兴2021年“十大”优秀案例发布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界同仁，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上午好！

　　首先祝贺湖南乡村振兴蓝皮书的发布，祝贺写作团队，也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同事。

　　乡村振兴是一个国家战略，因此首先需要一个顶层设计。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已经明确确定了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擘画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同时，我们也知道，任何一项战略部署都要求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基层的首创精神，要求各个参与方各显神通。这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求，比如如何做到激励有效，让每个当事人都能主动地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量。在各地积累的经验中，就包括这种激励机制的探索，只有认真总结才能把总体的目标转化为本地目标，并且同解决本地的特殊难点和堵点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自身实践需要的振兴乡村战略和途径。因此，案例研究就十分有意义，既可以非常实用，也属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湖南乡村振兴蓝皮书在总结湖南乡村振兴新成就、新经验，分析新问题、新态势，探索新路径、新策略的同时，概括了湖南推进乡村振兴亟待破解的六大现实问题，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蓝皮书最后也提出了五条基本对策，我都非常赞成。今天我也借这个机会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在蓝皮书提出的六大现实问题中，至少有两条是经济问题，也是经济学问题，因此也就对应着一些规律性的事实，或者说一般规律。此外，这两个问题与我的研究专业和关注点均相对应，可以结合一般规律看其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就意味着我们把一般规律拿来和国情省情相互比照，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同时找出适宜的对策。

　　我提到的这两个经济问题，在蓝皮书中分别概括为：第一，粮猪型农产品结构不优，效率不高，稳产保供的压力大；第二，丘陵山区居住分散化和空心化，人居环境改善困难多。这两个问题的概括论述既可以看到本地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一些共性的东西，所以，也是我们整体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一种基本功，就是需要把现实问题、政策部署乃至政策语言，转化成学术语言和专业概念，研究才符合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定位，才能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其实，这里的两个问题讲的都是规模经济的问题，一是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经济。前一项规模经济归根到底讲的是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后一项规模经济是指在基本公共服务，或者说公共品的供给中，也涉及人口的居住集中度等相关规律。我把这两个问题看作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主题。下面，我简单谈点看法跟大家交流。

　　我们一直讲“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我认为这两个“让”很自然提出了第三个“让”的要求，也就是说要“让农业有合理收益，成为自立的产业”。要达到前面的两个“让”，就不能把农业视为天生的弱势产业，靠补贴和扶持才能发展。我们当然要有政府扶持，要靠城市和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但是核心或者说最终目标，还是要把农业打造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有堪比其他产业生产率水平的，从而有合理收益的产业。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过去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知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道理今天仍然是成立的。我们目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关键在于两条可行的途径。

　　一是劳动力要继续转移。因为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0美元，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人均GDP大体上要达到23000美元。因此，那些发展水平处于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发展过程的国家，可以成为我们赶超的参照系。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目前的务农劳动力比重仍然高出18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太高了。因此我们还要创造更好的条件，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土地经营规模仍然过小，总体来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之一。一个重要的思路是，我们要从过去的那种把耕地作为保障手段的理念，转变到把土地看作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载体。从理念上和政策上，这都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要有各种改革和政策措施配套才行，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仍然是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难点，非要攻克不可。能够做到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土地规模逐步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以明显见效。这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规模经济。

　　另一点是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看规模经济。我们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公共服务的差距、人居环境的差距，归根结底涉及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有一个现代化途中的与参照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这些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有规模经济，与合理的居民数量有关。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的情况下，很多农村家庭的成员就被分隔了，也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只有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在城市的落户，才可以做到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成员分隔为代价，同时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到城市，我们需要以传统的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空巢家庭为单位，我想这一点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人居环境，政府要予以保障，必须承担必要的支出责任。当然，政府承担公共品支出责任以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从理念上我们应该认清这一点，即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和埋单人，这个性质也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增强。在人均GDP由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这个区间，从国际经验来看，正是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显著和加速提高，从而达到相对合理水平的关键时期。由于这一经济规律是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来的，因此我把这个时期即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或者社会支出占GDP比重提速的时期叫做“瓦格纳加速期”。我们应该把这个加速期看作是一个机会窗口，加快满足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有效推进乡村振兴，使农业农村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善。

　　以上是几点粗浅认识和不成熟观点，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蓝皮书是一个系列出版物，今年写完出版后，明年还要写，如何保证年年都有知识增量呢？特别是如何做到理论上和政策上持续有增量，或者至少要有新意，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蓝皮书可以不断深化研究主题，不断拓展内容，把到2035年之前的重大难点和堵点逐一挑出来，用湖南经验为全国的探索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最后，祝贺发布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蔡昉，男，1956年9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秘书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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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作者在《湖南乡村振兴蓝皮书》发布会暨湖南乡村振兴2021年“十大”优秀案例发布仪式上的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