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由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国际视频通讯社，CCTV+）、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2021）》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胡正荣指出，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处在关键机遇期，同时业界实践和学界研究都面临着重大挑战。把中国国际传播放在全球传播生态中去认知与关照，会给学术研究和实践创新带来巨大机遇，《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同时，国际传播要重视内向与外向两个向度的把握，既要讲述中国的故事，也要讲述世界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文字整理：

　　今天我想围绕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的发布和未来建设展开讨论，我简要说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全球的传媒生态，需要把国际情况先吃透；而研究基于全球传媒生态的中国国际传播，则要把中国的国际传播放在全球传媒生态环境下去认知，这是两个概念。我个人觉得这两个问题现在面临三个关键点，关键点之一就是我们正处在重要的时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全球传媒生态以及把中国的国际传播放在全球传媒生态下去关照的重要时机。

　　我讲三个理由，第一个是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显示出党中央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视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全面、细致、深入、透彻，提到了很多关键点。第二个理由，我们正处在历史变迁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风起云涌，这给中国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都带来了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亟需建构全新的全球观，亟需建构全新的中国观，同时亟需建构中国的国际传播观。用工业时代的做法是很难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第三个理由就是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处在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时机。学术界在转型，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框架现在都在发生颠覆式的改变，比如过去我们研究问题都是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框架下，可是现在是后全球化时代(post-globalization)。前两天我看到有篇文章蛮有意思，文章提到两个post,一个是post-globalization（后全球化时代），一个是post-pandemic(后疫情时代)，这是我们认知大环境的两个新框架，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学术研究的框架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强调nation-state，但实际上现在statism(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经济上工业时代4.0、数字经济等等都有市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认知框架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学界在转型，业界也一样，我们搭建的平台、输出的东西，在很多时候是单向度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和世界，双向度的传播往往才是有效的。我们处在非常重要的时机，这个时机抓住了，中国很有可能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时代的契机之中一跃而起。

　　第二个观点，重要的时机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重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社会演进阶段的挑战，我们都知道web1.0、2.0，现在谈3.0、metaverse诸如此类。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1.0时代是可读不可写，2.0时代是可读又可写，每个人都是可以发表的媒体，到了3.0时代是不但可读又可写还可拥有，所有网上的东西我都是可以拥有的，因为在区块链等技术的支撑下，每个人的行为在网上都是留有痕迹的。有的学者认为3.0时代就是非中心化、去中心化了，我个人觉得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看看现在谁在布局元宇宙？我们说反垄断，大概新型的中心化是以我们不认知和不理解的方式再出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对现实社会演进的路径并没有做到非常清晰的认知，被一些Shiny Things（亮点）遮蔽了自己的眼睛。

　　第二个挑战就是对我们学界的重大挑战，到目前为止国际传播实践做得风起云涌，但学界并没有做有效的回应。不管叫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还是叫global communication，所有的paradigm（范式）都是西方来的，我们没有基于中国这块土壤，把中国放在全球传播生态下提出自己有效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连话语体系都没有。Soft power（软实力）,smart power（巧实力）,sharp power（锐实力）这些概念都是外国人提出的。这对中国的学术圈是个重大挑战，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跟不上，就很难有符合现实的国际观和传播观。所以我们需要去构建新的国际观和传播观，这是我们学界的巨大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对业界的重大挑战，这个更多体现在战略层面。我们还是太纠结和特别热衷于工具理性，5G、AI、4K、8K、16K……这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真正能吸引人的是价值理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技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刚才史安斌教授讲到过去中国互联网企业长期被诟病为 “复制猫”（copycat），现在copycat变成了copy from China，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关键是别人拷贝你的是技术、是format（版式），format背后的values（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重大的生态的建构的问题，我特别赞同这本蓝皮书提出的“全球传播生态”这个主题。全球传播的确是一个生态系统，需要做生态系统的建构，一方面，需要把生态的相关者（stakeholders）都纳入进去，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对国别的研究可以再加强。我看了今年的蓝皮书，正好研究中亚、俄罗斯、白俄罗斯就很有意思，课题组还真的是很有先见之明，对欧亚大陆这一带关注得很早。

　　另外我们还要有全球视野，这次张艺谋导演的冬奥会开幕更为国内外所认可，正如导演接受采访时所讲的：我现在也学会了不要光讲“我”，要讲“我们”，这个世界是个“我们”，所以要学会讲“我们”。所以这里我提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国际传播最怕的是内向过多，就变成了内卷，又怕外向过多，又失去了自我，这两个度挺难把握，太外向了你也就失去自己了，但是太内向了就内卷得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把中国的国际传播放在全球传播生态的系统下去认知，就会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创新带来巨大机遇。

　　（阅读更多主题相关内容请参见《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