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经济学动态》主编，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理事长，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

　　本文摘自《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20）：“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黄群慧、李芳芳 等/著

　　至此为止，我们已连续发布了六本工业化蓝皮书。本书沿袭了第一本工业化蓝皮书提出的研究方法，对到2019年的中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了全国及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进程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有以下两方面问题值得在这里进一步说明和探讨。

中国的过快或者过早“去工业化”趋势问题

　　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该占比超五成，在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同时，也正经历着“配第-克拉克”产业演进规律中的第二个拐点。依据这个广泛被推崇的产业结构理论，很多国家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目标的政策导向，“去工业化”现象相继孕育而生。事实上，该定理所描述的仅是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阶段性规律，至于工业化后期会怎样则饱受争议。历史经验也表明，由工业化向经济服务化阶段的过渡，潜藏无限风险，虽然大概率遵循第三产业比例提升的基本规律，但不同国家具体产业演进路径有所差异，该基本规律下的增长特征和转型效果也呈现出明显分化和效率差异。这意味着，在此拐点到来之际，各国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实际上也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

　　依据我们的分析，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离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已非常接近，但可以很明确地说，我国的工业化还未成熟，多数区域在评测工业化阶段的各个指标中，产业产值比指标贡献度增速相对较快，而工业结构指标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影响则明显滞后，国内整体虽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但现有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很有可能会引发结构性“去工业化”，即局部发达地区的“去工业化”现象。

　　现实情况是，在国内，“十三五”时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初步推进期，“十四五”则可能是加速推进期，国内资源配置过程将加速；而国际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利益分配模式正值变革，各国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亦将加速。面临这样的局势，业已出现的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变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逆库兹涅茨”端倪，给我国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新时期工业的定位和“去工业化”问题，力争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避免经济发展“脱实向虚”，避免陷入“去工业化”陷阱，否则，历经曲折所取得的工业化成果可能被损失殆尽。

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化进程评价问题

　　纵观2015年以来的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可以发现北京、浙江、广东等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总体指标得分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在其实际工业发展水平并未发生明显倒退的情况下，这一现象的出现引人深思。在现有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下，通过考察上述地区的原始数据并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发现，工业化总体进程得分下降的根源在于“工业结构”指标，在其他四项指标得分稳步增长的同时，工业结构指标得分的大幅下降明显拉低了以上地区的工业化总体指数。

　　工业结构指标在现有评价体系中的含义为：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而以上地区该项指标得分的下降则源于区域内制造业增加值的明显减少。然而，对各地实际发展情况的分析表明，北京等地制造业产值下降的同时伴随着服务业产值的迅速崛起和赶超，从而在此意义上已经跨越了工业化后期的门槛，并处于较为成熟的后工业化阶段。在此背景下，继续使用现有体系评价以上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虽仍可反映地区部分发展现状及存在的潜在问题，但显然已不能完全适应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此，本书针对北京、浙江等六省区的实际工业化水平进行单独讨论，并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对发达国家已有经验的借鉴，将其归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对于福建、重庆等尚未完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工业结构指标得分已出现显著反常下降的经济发展中高水平地区，则对该项指标采取沿用2015年得分的方式，以尽可能还原当前区域内向后工业化阶段艰难行进的实况。

　　回顾整个研究历程，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求更为科学的体系来统领和概括工业化理论与实践所对应的历史时期的特质，但后工业化阶段是一个漫长且有发展时序的系统过程，过度“去工业化”以及“再工业化”等情况的存在，使其相比工业化进程而言可能更为复杂。从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阶段发展都在产业空心化现象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异化、“再工业化”收效甚微之后现出了原形。由于缺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可能难以总结出类似现有工业化评价体系的、较为准确的后工业化进程的考察体系。

　　事实上，正如文中所讨论的，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不同，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更多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两者的相互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传统产业分类方法的缺陷。很显然，对于那些积极去工业化的省份，其制造业的竞争力已不能单纯由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标准来衡量了，应该更多地关注工业或制造业在整个省份经济运行中所发挥出来的功能和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讲，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以此为基础我们所构建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都应当属于相对狭义工业化概念的范畴。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工业化道路对现有评价体系进行修正。

　　我们认为，可能改进的方向在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并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目标之一。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之后，首次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基本实现的时间点。将“新四化”融入现有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既可以弥补传统产业分类方法的缺陷，也可以充分体现，在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后所面临的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重大任务，即解决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不充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农业现代化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短板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还反映出这种高质量工业化进程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强大支撑。我国的工业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奇迹，究竟如何才能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全景模式用科学的体系评价或描绘出来，是课题组成员不懈努力的方向和追求。

　　本书详细信息，可读：25年中国工业化发展、成就与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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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20）

黄群惠  李芳芳  等著

　　本书沿袭了第一本工业化蓝皮书所构建的工业化进程评价综合指数，针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利用该指数对2019年中国四大区域、九大经济板块、31个省区市差异巨大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定量度量。但与前几本不同的是，2020年作为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时间节点，越来越多的省份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表现引发了研究团队对“去工业化”现象和全面实现工业化阶段如何结合中国特色修正现有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等问题的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