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当今全球态势做出一个重要判断，即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是笔者分析和把握现阶段纷繁复杂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利用好发展机遇并成功应对挑战的出发点。对百年变局的理解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个维度进行。在百年变局背景下，还应特别关注那些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因素。正是这些“变”与“未变”，构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两次，接下来还有冷战、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然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恰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则是“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人类所处时代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如此重大判断，揭示出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前一世纪人类经历的天翻地覆。此判断在2018年6月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热烈的讨论。

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2005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2年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四十年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30，到了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恐怕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

　　在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对2/3情有独钟，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GDP的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正是这类全新问题诱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接连发表多篇相关论文。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按理说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提高，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飞速变化正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与性质。据《经济学家》报道，随着数字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大量使用，与实体战线并行的数字战线被开辟出来，“致命自主武器”（LAWS）的研发与大规模部署，不仅将彻底改变军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智能战士是否是杀人凶手？与此同时，所谓“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热衷讨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实施侵略或胁迫的同时不引致事态升级和规避严重报复，换句话说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方，比如网络攻击或宣传颠覆等。颇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速网络化使国家间权力结构深受影响。网络世界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让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权力，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panopticons)和阻断（strokepoints）优势之上。这种优势不仅具有自我强化性质，而且有可能被网络霸主当作武器加以使用。

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拉美，人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者”上台执政。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paradox of plenty）。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受到弹劾而更愿看到他进监狱”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这番话，足见美国社会极化之严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劳动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自然后果，也将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播的动力源。在现存全球体系趋于瓦解和替代体系创立之间的过渡期内，是否会出现长时间的空白期，亦取决于这一动力源的强弱。

　　人类经历过两次网络兴起或革命，一次是15世纪40年代古滕贝格发明活字印刷后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互联性。在《广场与塔》一书中尼尔·弗格森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当选、伊斯兰国兴起和2008年金融危机，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类似，都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时期，联成网的世界将陷入无政府动乱状态。

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2050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9.7%。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2024年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特朗普总统上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t us）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关注的议题。

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现象。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仅占世界2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50%。在题为《特朗普政策将颠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汇率风险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的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国出售银行服务等。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美国财政赤字加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SWIFT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2018年土耳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全面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长。对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Libra）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

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还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其摧毁。

　　尽管有人说特朗普行为非理性，因为从经济学理上讲，打贸易战的后果一定是双输，至少中短期来看是没有赢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还是有其内在逻辑。四十年来，美国名义人均GDP增加了5万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大规模地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国家规模在国际博弈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大国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权利。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是大家寻求互利共赢，政治则是力争与对手差距最大。

　　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编制的濒临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在所统计的10万多种物种中，有2.8万种物种受到生存威胁，占总量的约27%。1970年以来，地球上脊椎动物减少了60%，由于过度捕捞，太平洋仅剩下30%的蓝鳍金枪鱼原始种群。研究表明，目前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自然速度的100~10000倍。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类拒绝采取集体行动遏止物种快速毁灭，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因食物链崩溃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恐怕就是一些多边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的原因。中国正在开启的“一带一路”机制化进程，便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典型事例。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揭示了美国制度僵化和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讨价还价博弈。银行体系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放和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行关系等内容。

　　《被妥协所拖累的美国》一书作者劳伦斯·莱希格关心的不是做坏事的坏人，而是当今美国一系列制度如何导致腐败并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在他看来，涉及金融、法律、媒体、医疗、科学等领域的制度均受到错误的准则和激励的腐蚀，反过来它们又腐蚀了各类并非总是基于私利的行为体的行为。在一篇题为“‘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成为富人在民主问题上弄虚作假的工具；美国对正当程序的坚持值得称道，但有人以此为借口阻挠政府执行操作安全规则、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保护弱势群体；选举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强民主，实际上却削弱了民主；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大赢家的赌场；近年来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有附加条款；美国被分割成两个阶层，受保护的阶层拖垮政府、瘫痪政府，不受保护的阶层则被甩得更远；选举投票率如此之低凸显民众的政治冷漠；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

　　美国权力结构的家族化程度之高远超人们想象。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数据，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参议员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多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行进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扩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医保中不由政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则美国政府总支出便达到GDP的48%，与欧洲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相差无几，因此不少人担心这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增长能力。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连续122个月的增长并打破1991－2001年持续繁荣的纪录，但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5%，远低于上一繁荣期的43%。

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

　　权力政治主要指世纪大国之间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当今世界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中美关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离，即尽可能不与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任何经贸和社会往来，最终让苏联因效率低下而自生自灭。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尽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confine）。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援引国内法对付其贸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多边体制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对中国的制约，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其涉及的所谓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和技术有关。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为改革WTO定调，要求中国增加政府补贴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图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闻社网2019年5月26日登载的题为“科技冷战将迫使世界做出选择”的文章所说：数字铁幕将迫使政治领导人就加入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做出决定。概言之，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巨变过程中的不变量清晰可见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进程。但1945年后，政治领导人就变得能够改变历史。过去人类犯错误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的衰退或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时至今日，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这一现实并未改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世界现存核弹头数为15850枚，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6550和6850枚，其数量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这意味着人类仍旧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中。也正是核武器的存在，美俄冲突或中美对抗的上限同时被限定了，因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无异于人类毁灭。

　　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另一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现在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之上。据“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作者史蒂文·奥尔特曼引证的结论，无论是贸易与资本，还是信息与人员流动，2017年全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今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商”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脱钩”成本已经提升到了世界难以承受的水平。各国“得自贸易的收益”减少势必引发国内社会政治的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整体上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全球化征程中一定还会有一些崎岖甚至险峻路段，具体表征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

百年后回眸百年变局

　　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中美两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其中一个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全球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分享权力；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在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均属正常和自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又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国家，需要这两个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起手来一同承担应对挑战的责任。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中美两国依靠智慧与胆识，在斗争中妥善处理其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来源：昆仑策网，转自“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原文刊于《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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