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伯江在2019年版“日本蓝皮书”中就国际变局对日本的多重复合冲击做出分析与展望。

　　2018年日本遭遇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动，其烈度不亚于冷战的结束以及1971年的两次“尼克松冲击”。在日本看来，与冷战的终结相比，这次变动带来的挑战远大于机遇，并由此产生空前的战略危机感。

　　第一，对日本最直接的冲击来自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2017年以来，虽然特朗普政府沿袭将双边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主要路径的思路，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盟友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美日在经贸、防务、国际秩序构建等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上升，“同盟裂痕”扩大。特朗普早在竞选期间即对日本发出贸易制裁威胁，上台后多次抱怨“与日本的贸易是不公平的”。日本汽车制造业出口有四成销往美国市场，美国对日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威胁未来汽车进口关税可能上调至20%。2018年3月，美国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日本未能像澳大利亚等国一样得到豁免，成为美国主要盟国中唯一没有获得豁免的国家。“原本以中国为标靶的钢铁进口限令最终导致日本产品也被上调了关税”，引发日本强烈不满，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公开表示“非常遗憾”。6月18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2018年版不公平贸易报告》，点名批评以钢铁和铝进口限制等措施强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美国政府。

　　在美国的压力下，2018年9月日本同意与美国举行双边贸易谈判。日本一直想借助多边经贸框架约束美国，竭力避免与美国进入“一对一”的双边谈判。关于双边谈判，美方希望“谈判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也将涉及投资与服务业”，但日方坚持谈判范围仅限于货物贸易，并力争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产业利益。日美在汽车、农产品、电子贸易等领域分歧巨大，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争端将陷入长期化。除贸易问题外，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非常规外交政策”让日本对同盟的“可靠性”心生疑虑。在体现两国军事合作强化的军售、军购领域，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更多美制武器（同时要求日本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费用），但又回避对条约义务做出明确承诺。

　　第二，美国单方面挑起并持续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纯粹从经济、贸易角度看，日本对中美贸易摩擦本身的是非曲直心知肚明。日本战略学界指出，“美国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剥夺了美国的繁荣，所以才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没落。从经济角度看，这种指责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本来就是双赢的关系，不是剥夺他人的繁荣（将其据为己有）的零和游戏”。中美贸易摩擦给日本带来的冲击，首先是商业利益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日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复杂的供应链的弹性，这些供应链帮助建构了美中贸易相互依存，反过来又为美中贸易相互依存所塑造”。“日本公司尤其容易受到贸易下滑的影响，因为日本公司需要的运输材料和工业设备遍及世界各地。雷曼兄弟破产后，从工业品出口的下降幅度看，日本是主要国家中遭受冲击最大的”。此外，“日本还必须应对美中经济竞争可能波及安全领域的可能前景。日本对华出口中，零部件使用了美国产品或者美国软件的商品今后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这意味着“东芝事件”可能重演。在这样的“美中冲突、对立的时代”，日本如何能够安然无恙，成为头号课题。日本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4、中国1/2.5，是相对的弱者。随着贸易摩擦的持续，各国的增长率将承受下降0.5%～1%的压力，但中国有6%的增长率，美国3%，中美两国增长率即使下降也还能保持正增长；而日本仅有约1%的增长率，即便只下降0.5%也会蒙受很大损失。

　　中美贸易摩擦还在战略上加深了日本的两难困境，刚刚重回正轨的中日关系或日美同盟都面临受损的现实风险。中国的相对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恰好在时间上重叠，导致先前在两国关系中被维系的实力“非对称性”特点逐渐被淡化。对日本而言，中美关系直接影响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并且已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大因素。日本战略学界认为，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七万家企业依赖中国市场，对它们而言失去中国市场是难以想象的”，但“中美摩擦正在从贸易扩散到高科技、安全甚至政治制度领域”。对华强硬，非常罕见地成了美国国内共和、民主两党一致的政策，“美中新冷战”将长期持续下去。美国对华强化施压“在安全方面能给日本带来诸多利益”，这对日美保持步调一致、严阵以待应对在钓鱼岛争端上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至关重要。美国一味施压的对华政策，将迫使中国只能与其正面冲突，导致东亚和平陷入不稳定状态。毋庸讳言，维持稳定的对华关系对日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日本与美国采取同样政策，强化在“一带一路”政治、军事层面对中国的指责，那将导致日中关系再度恶化。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欧洲、澳大利亚也出现同样的倾向，这使处于改善过程中的日中关系受到重大影响。反过来讲，日本对华关系的改善是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不仅对日美中关系而且对今后世界秩序也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为此，“就如何应对美国这一点而言，日本甚至比中国都更煞费苦心”，“必须不能造成丝毫日中一致对抗华盛顿的印象”。日本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就是实力居于第三的日本“更靠向美中哪一边的问题”。

　　第三，特朗普政府调整对朝鲜政策，朝核变局带来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之变。“朝鲜威胁”在安倍以安全领域为突破口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触媒”角色，同时也是日本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借地区秩序构建深化两国战略协调的战略抓手。特朗普上台之初沿袭借同盟架构对朝施压的路径，美日韩三方频繁磋商，共同对朝“极限施压”，但进入2018年后，特朗普改变对朝政策，6月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朝鲜半岛局势迅速缓和。日本“被冷落在美朝、韩朝之间高调的谈判之外”，特朗普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准备放弃核武器能力的情况下对朝无限宽容，这给东京增加了一个令其担忧的发展事态。由此，无论是对朝政策本身，还是在实施政策的路径上，美日之间都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日本借“朝鲜威胁”整军经武的路径失据，而且深忧日美同盟会因此内生嫌隙。对日本而言最具有冲击力的是，在美朝新加坡会谈中，美方没有真正关照日本的利益——解决被绑架者问题、朝鲜中程导弹问题，反而带给日本“东亚地区的‘1953年体制’将走向终结”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课题。换言之，围绕朝核问题的局势演变给日本安全政策、防卫体制提出了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挑战，它超越日美同盟范畴，超越日朝双边关系，涉及日本战略安全的选择、东北亚地区秩序的重构。

　　特朗普对朝政策的变化和日美对朝政策立场出现分歧，源于2017年11月朝鲜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并宣告“实现了完成国家核战力的历史大业和导弹强国的伟业”。“火星-15”飞行了4472千米的近程垂直弹道高度，53分钟后坠入距发射点950千米的日本海。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就此发表声明，认为如果依标准轨道而非高飞轨道飞行，其射程可能超过13000千米。由此，美国全境至少理论上都进入了朝鲜导弹射程。国际战略分析界普遍认为，朝鲜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和开始对美国本土构成现实威胁，是导致特朗普改变对朝政策的关键因素。而对美日同盟来说，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提升扮演了一个“规则改变者”的角色，因为“在华盛顿眼里，这意味着对日提供安全保障价值的下降”。

　　第四，从深层次看，日本不仅面临日美双边关系困境、面临在中美之间的两难选择，更面临二战后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动摇”的冲击，其背后是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转移的长期趋势。“日本对美国的担忧不仅仅是由于特朗普”。实际上，“十多年来，有关地区和全球权力转移以及美国主导地位削弱的讨论一直是日本精英对话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高位，2016年达到8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主引擎”。在日本看来，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规则是其和平与繁荣的基础，而该秩序目前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之中。一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从内部动摇了该秩序的根基；二是伴随国际权力转移，中俄等国试图挑战“现状”，探索新的国际秩序。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之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它们以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基础，推动着国际权力的转移，并在不同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地缘政治效应。日本作为身处亚洲的传统发达国家，所感受到的冲击尤其巨大，其程度更甚于欧洲。战后日本的国际权力主要是靠经济成就获得的，也主要体现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同时，“沟通亚洲与世界的桥梁”的“亚洲代表”身份是战后日本获取国际权力的重要路径，而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对日本的“亚洲代表”身份形成淡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