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少数民族非遗具有衍生性。精神是无形的，但可以通过非遗这样一种形式，通过民族记忆、手工艺品等表现出来，从这一层面来说，非遗是一种承载物。所以，非遗其中一项重要的价值就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更加完备、完善，有利于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持文化生态平衡。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民族性，少数民族非遗不仅保留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更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也正因为少数民族非遗的民族性特征，其同时具备复合性。非遗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传播、传承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相互影响融合。在我国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经常会出现同一个项目在多地登记申报保护的情况，这些不同地域的非遗项目正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侧面，这是少数民族非遗具备复合性的例证。比如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吃月饼、家庭团聚是最常见的节日习俗。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则发展出了很多独特习俗，比如高山族的“跳月”，湖北土家族的“摸秋”等，这些习俗也同样进入了非遗名录。这也是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价值之一，印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除此之外，文化遗产还与我们的生活贴合紧密，在衣食住行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在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非遗及其衍生品正是如此，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能把牢文化根脉。而在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美丽乡村、特色古镇或街区的建设都会从少数民族非遗中取材，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非遗与乡村建设的融合，有效推动了当地旅游业、手工业、文化创意产业、会展业等上下游一系列产业做大做强，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数字时代到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逐渐成熟，这对非遗传承与保护，尤其是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与保护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机遇层面，首先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保存和保护水平，文化遗产数字化后更易储存和传承，只要视频、音频、照片等数据还有留存，后来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材料了解、还原、掌握非遗技艺。其次，数字技术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极大便利。长久以来，非遗技艺传承一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已有部分人过世，新的传承人还未评选出的情况时有发生，非遗显然无法完全依靠一个传承人或者某个小团体持续传承。非遗技艺数字化后学习资料获取难度极大降低，想要学习技艺的人不必赶往传承地、进入传承人家中，仅仅通过互联网便能详细了解相关知识和技术。尽管在学习效果和掌握程度上无法与一对一口传心授相比，但传承门槛打破后吸引的广泛关注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最后，数字技术的普及能够有效帮助传承人提升知识水平。当前，部分非遗传承人受教育程度不足，无法流畅书写文字或者使用普通话的情况时有发生。语音转文字、在线翻译等数字技术可以快速解决这些影响技艺传承的问题，而互联网则整体提升了传承人获取、学习外界知识的便捷程度，与各种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一起助力提高传承人素养。

而在挑战层面，少数民族非遗在她的诞生地、发源地保存最好，在经历现代化，尤其是快速市场化浪潮后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发展。比如原来在特殊节日举行的仪式、展示的舞蹈，变成了舞台上商业性的表演，传承人由仪式的主持者、深度参与者变为了面向观众、游客的“明星”。这种变化其实为传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带来第一个挑战——如何传承原生态的非遗技艺。相应地，进入互联网后成为“网红”项目的非遗展演是否还有传承价值？为流量、点击率和人气进行表演的传承人，其行为如何规范？当前市场中以“非遗”为名的高价衍生品，其定价、质量以及文化价值如何判断管理？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则是非遗技艺传承中的人机博弈。互联网、数字化确实为少数民族非遗带来了传承上的便利，彻底打破了从前只能一对一口传心授的传承瓶颈，通过在线课堂的形式以一对多，某种意义而言实现了“教学无人化”。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非遗衍生品的美术设计。以刺绣技艺为例，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批量设计刺绣图案成为可能，人工智能可以依靠人类社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积累形成的国内外绣品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使用者只需输入想要的风格便能直接获取可使用的绣稿，这是某种意义上的“设计无人化”。那么，在非遗传承领域，是以机器为主，还是以人为主？是人不如机器，还是机器不如人？

第三个挑战则是由第二个挑战引申出的，非遗衍生品产业化后对原生、传统手工业的冲击，以及带给传承人和技艺掌握者生计上的冲击。还是以刺绣技艺为例，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中，绣稿的生成更多是基于技艺掌握者本身的知识体系，风格质朴，充分体现各民族特性，比如汉族、苗族、布依族、彝族、侗族、水族等多个民族都熟练掌握刺绣技术，但在相关手工艺品上却风格分明、各具特色。本身没有文字的苗族，更是通过绣品上的纹饰、图案记述民族的发展、变迁，苗绣中的龙、鸟、鱼、铜鼓、花卉、蝴蝶，都是苗族民族记忆的体现。但当设计与生产均被机器取代之后，传统手工艺品也会被非遗衍生商品取代，其中的文化内涵及底蕴会被极大削弱，以设计制作手工艺品为生的手工艺者显然也会受到冲击。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人机博弈中，人的技艺仍旧是独一无二的，机器设计的图案在民族性、艺术审美上的缺陷十分明显，机器批量制作的商品与传统的手工艺品也非常容易区分，两者价值的高低由市场价格给予了精准判断。除此之外，机器尚且无法承担手工艺品制作中的复杂劳动，批量生产出的是半成品，后续仍需依靠人的加工收尾。综上所述，支持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和传承技艺的传统手工业仍然可以并行，也确实需要并行。

高校师生、青年企业家是推动非遗技艺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力量

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说明，非遗技艺如果仍然恪守原有的保存方式和传承方式，会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亡。老一辈的国家级传承人将非遗技艺如标本一般准确、严格地保护起来，是可取的。但面对新一波时代浪潮，也有一批年轻人，尤其是高校师生、青年企业家等具有相对较高知识水平的年轻人，在适时地改变这种保护和传承方式，与当地政府、居民联手，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道路上进行积极探索，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为青年群体打开了了解非遗的窗口。当前，很多高校引入非遗传承人在校办讲座或开设课程，部分高校的非遗课程不仅注重实操，更是定期或长期的。高校鼓励传承人与学生、高校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非遗手工艺品，此举不仅有助于生产性保护良好生态的形成，培育非遗传承与普及的土壤，也为非遗手工艺品本身注入了更多时代新血。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该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传承创新研究基地（高等院校）开设有剪纸、苗绣、民族布艺、水书等选修课，在指导学生学习相关理论的同时，也直接教授传统工艺技法，安排学生实操、创作。非遗技艺与学生创意的结合碰撞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多个国家级比赛中斩获奖项，也培养出了一批有技艺的同时有创新意识、市场嗅觉，敢干、敢改、敢闯的新时代传承人。

贵州民族大学学生创作的剪纸作品《贵州民族团结一家亲》，在2019年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会能工巧匠选拔大赛总决赛中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