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又称端阳、端五、重五、天中节，自改阳历后，亦有“夏节”之名。先秦时期的民众便以“阴阳争，死生分”描述农历五月，并因此警示君子“处必掩身，毋躁”。《大戴礼记·夏小正第四十七》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汉代衍生出“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等习俗。辽金时期，端午节民俗在国家治理和制度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着自我调适，“行射柳、击球之戏”逐渐与防疫、沐浴等习俗融合。明清时期，端午节民俗在日益“家庭化”“世俗化”的基础上，更因“天坛”背景的增添，其逐渐与历史叙事、地理景观、民间传说等因素结合。《光绪顺天府志》载：“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遗，挈酒游高梁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清代画家徐扬绘《端阳故事图册》，绢本设色，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彩丝”“裹角黍”“观竞渡”描绘端午节期间的重要民俗活动。19世纪、20世纪之交，随着现代启蒙运动及对“民间”的关注，晚清知识分子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建构了一套有着特定“框架、声音与叙事策略”的“民族英雄”系谱。与爱国诗人屈原有关的端午节民俗逐渐成为凝聚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时有《端午吊屈原》《端阳日拟以角黍吊屈原文》《端阳吊屈原》《蒲节吊屈原》《端午节与屈原》《东湖之滨：屈原纪念日生活纪实》《端午怀屈原》《端午节吊屈原（仿骚体）》《爱国诗人屈原》等诗文纪念屈原。端午节亦被作为举办“运动会”“提倡国货讲演竞赛会”“劳军运动”“诗人节”等活动的特殊时间节点。如1941年老舍、郭沫若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尝试以诗歌、社论、歌舞等形式，围绕“纪念大诗人屈原”设立中国诗人节，“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效法屈原”，“为中华的解放而奋斗”的意涵被推广至全国，原本具有显著地方性的端午节民俗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在叙事中短暂脱离原初的时空场域，但其所蕴含的革命性在新的时代中被激活。以“竞渡”为例，《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抱朴子》《世说新语》《续齐谐记》等均有端午节竞渡为纪念屈原死于汨罗的相关表述。但据闻堂《端午节考》载，越地传说端午节“竞渡”民俗“起于越王勾践”，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亦以勾践习水报吴，托于嬉戏，然“谓纪念屈原之说占优势也”。此外，“糉”作为端午节应时之食，据《续齐谐记》所载，“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杜台卿《玉烛宝典》云：“五月五日，以菰叶裹黏米者，以象阴阳相包裹，未分散也。”陆游诗句“白白餈筒美”之“餈筒”和苏轼诗句“饭筒仍愍楚”之“饭筒”皆为“糉”。这一时期，围绕端午节民俗及屈原故事的通俗创作也起到了针砭时弊、讽喻世人的教化功能。如《端午节通俗三字经》，讲述在端午节防五毒、挂钟馗画像、饮蒲觞、吃火腿粽的习俗，紧接着笔锋一转，以“富家翁”与“贫家儿”的生活境遇进行对比，凸显普通民众“厨下无，隔宿粮，诸债逼，无钱偿，寻短见，实可伤”之困窘，讽刺了借国难大发横财的官员及他们“一席酒，十只洋（羊），救国金，勿问账”的奢侈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间社会“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构原理和建构力量”。“端午节的来源”“龙舟竞渡”“长命缕”“吃粽子”等习俗都与屈原有关，这既源于古老的节日记忆和文化真实，也是后世传承中通过再解释、再创造不断进行文化叠加的结果。如1958年傅文琳编写的《端午节的故事》中提到“端午节是我国人民群众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的节日”，认为端午节原先的“工商”属性，是“地主恶霸，封建把头”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剥削的借口，同时也指出端午节是一个“人民的”“快乐的”“伟大的”节日。20世纪80年代，伴随“文化热”以及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恢复，各地域、各民族民俗艺术遗产的挖掘与保护迅速兴起。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经验也经过译介进入中国，如“苏维埃文化基金会”对文化遗产采取的“保护、消化、发展”的态度及“继承、发展民间艺术创作，给民俗、民间艺术形式配上现代生活节奏”等。20世纪90年代，各地域、各民族的民俗艺术交流活动频繁。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关于端午习俗、驱疫符号、民间传说的挖掘、整合及转化也对端午节的传承及传播颇有助益。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围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所展开的民间文学普查，大量收录端午节习俗及民间传说的故事集、连环画、资料汇编等陆续出版，这些经过整理的节日民俗及传说又反向流向民间，民众将其与地域文化交融，在涵化与合成中完成了节日民俗的自我调适。节日记忆、地方景观与民间叙事三者相互呼应，在特有的文化想象中形塑了人们对节日习俗的感知机制，亦获得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文化符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