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鼓艺术流行于清代中叶至民国，展现了京城的艺术特色，虽原本是在旗籍子弟们自娱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说唱艺术，但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最为浓郁的京味儿文化，由于满语“只读不说”，这种曾盛极一时的语言及其文化生态也就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八角鼓成为这一文化生态的唯一载体，也就是北京曲剧的前身。在八角鼓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岔曲、琴腔、群曲、牌子曲、拆活、单弦、联珠快书、猫儿俏、石韵书、相声等多种演唱形式。不同的演唱形式又按照特定的程序或仪式依次表演。随着这些演唱形式的日益丰富，清末民初出现了包含鼓（八角鼓）、柳（十不闲莲花落、时调小曲）、彩（古彩戏法）在内的全堂八角鼓，并逐渐由自娱性质演变为“职业班社”，八角鼓艺术作为综合性演出形式便由此诞生。全堂八角鼓最突出的特点是音乐系统的形成。主要表现是根据情节的不同，可编排出不同的套路唱腔，以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其中，单弦牌子曲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也是早期艺人通过吸收积累多方面的说唱音乐素材而完成的艺术突变，曲牌可达百余支，为八角鼓向戏曲艺术的转化提供了充分的音乐准备。名家有随缘乐、李燕宾、曾永元、德寿山、桂兰友、全月如、群信臣、何质臣、荣剑尘、常澍田、谢芮芝、曾振庭、谭凤元等。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曲目流派为全堂八角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拆唱八角鼓随之产生。拆唱八角鼓，又称“拆活”“牌子戏”“八角鼓带小戏”，是带有一定戏剧因素的说唱艺术形式。表演者利用说唱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故事的叙述者和故事人物之间频繁变化，根据故事中的人物多少，由三至五人分包赶角，通过角色的跳进跳出进行说、弹、逗、唱，共同演绎一个故事，有时候伴奏者也要兼唱角色。表演时需要依照角色身份简单化妆，如《汾河湾·射雁》《双锁山劈牌》《赵匡胤打枣》《刘禄景还家》《蒙古人搬家》等。拆唱八角鼓除了在表演上含有戏剧因素外，乐队还增加了板鼓、小锣、镲锅儿、大铙等武场，文乐则可根据情况增加四胡、扬琴、笛子等，唱腔音乐上仍运用八角鼓的曲牌。“荣派”单弦创始人荣剑尘在其自述性作品《我游春》中，对拆唱八角鼓有所介绍：“先学习琵琶丝弦儿，学岔曲儿学牌子自找窍门儿。学大鼓学快书慢慢演唱，渐渐得由浅入深儿。学拆活儿劈牌与打枣儿，板眼准妙嗓音方能得味儿。”从乾隆末年岔曲兴起到清末单弦牌子曲产生巨大影响以前的近百年时间里，拆唱八角鼓一直是全堂八角鼓中的主要演唱形式，影响十分广泛。因此，这一演唱形式也是单弦票友及艺人的基础课与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