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受制于数据跨境流动、数实深度融合、数字科创研发、数字产业集群联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

（一）突破行政边界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有待健全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制度特殊性，具备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有利条件，拥有庞大的数据跨境流动应用场景和基础设施，但粤港澳三地不同的法律框架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具有不同要求，存在显性或隐性的制度壁垒，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协调与衔接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内数据跨境流动依然面临体制机制对接困难、制度规则衔接不畅等问题。目前虽已建立常设机构统筹安排涉及湾区建设的事务工作，但其无法处理特定规则下的数据协同治理和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不利于形成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机制。

（二）数实深度融合发展亟待充分发力，示范效应发挥不充分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并实现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网络平台持续创新，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业链，推进数实深度融合的优势得天独厚，但仍存在融合不充分的问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技术综合创新能力及应用水平不断提升，但数实融合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较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的明显短板出现在核心技术层面，一些关键零部件依赖外国进口，且受制于外国企业及算法的垄断，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缺乏创新，应用相关标准缺失，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芯片自给率仅为14%，面临严重的“缺芯少核”问题^[12]。此外，不少企业由于受技术、人才、资金的制约，并未普及大数据、企业云等数字技术应用，核心数字技术供给不足、数据采集困难，对大数据的开发应用主要集中在精准营销等有限场景，未能深层次挖掘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阻碍了数实深度融合的整体发展进程。以智能制造为例，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智能化程度高、科技水平领先、带动作用强，能够引领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但2023年广东仅有8家单位入选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少于江苏（15家）、安徽（12家）、湖北（12家）、上海（10家）、重庆（9家），与浙江（8家）、山东（8家）持平，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在智能制造和数实深度融合领域的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发挥得不够充分，与长三角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三）全球性数字科创研发与应用平台不多，人才难题亟待破解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科创研发与应用平台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例如，深圳数字经济相关科研成果转化率领先全国，拥有腾讯、华为等头部数字企业，但科研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的大学和科研平台发展滞后；广州科技教育资源丰富，数字经济创新平台众多，但缺乏大型数字企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香港拥有丰富的高教科研资源，在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优势明显，但缺乏制造业支撑，产业链条缺失，不利于数字化转型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之间的创新协同机制尚待完善，掌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的顶尖人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资源稀缺程度。面向数字经济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有效建立，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励和保障等政策尚不完善，无法满足数字创新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

（四）数字产业集群协同联动发展不足，信息共建共享有待加强

数字产业集群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经济体向“群体合作共赢”转换的全新模式，具有高共享性、高协同性、高创新性等特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4年排名全球第二，香港在亚洲排名第五、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7，已经形成以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为核心的数字产业集群，港深为核、多方参与，形成良好生态。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加速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培育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全面提升智能制造整体水平，但粤港澳三地缺乏统一的数据交易和监管标准，隐私计算等数据控制技术及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成熟，导致数据交易的平台和技术保障不足，信息共建共享有待加强^[13]。

（五）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环境有待优化，正确引导与精准帮扶有限

粤港澳大湾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基础优势，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借助“双跨”平台融入数字化浪潮。但专业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服务体系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力度有待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差，受自身人才、资金、技术等限制，无法负担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仍面临“不会转”“不能转”问题。现有的行业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服务体系难以为每个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具体指导，多数中小企业还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不高，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欠缺，数字化基础相对薄弱，亟须正确引导与精准帮扶。

——摘自《广东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