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军：应把更大规模的救助政策放在家庭｜驭势2020

　　在我们采访的经济学家中，张军对中国经济今年的预期增长率的判断是相对审慎的。不少学者相信，中国2020年全年可能实现2.5%—3%的增长。张军则认为，如果全年经济能够实现正增长，我们就应该庆幸了。

　　经济学家张军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9月2日，他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如果没有持续的政策支持力度，下半年的经济依然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他认为，需要更直接的补贴和补助家庭，从而真正大幅减少疫情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

　　针对当下热议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张军特别强调加快开放国内市场的战略意义。他表示，按年末总人口计算，中国巨大的市场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禀赋条件，但如果进入这个市场受阻就没有意义。

　　张军认为中美科技完全脱钩发生的概率不大。不过他还是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会超越经济本身，反全球化的逆流会来得更猛，应该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生活。

　　以下为对话内容：

　　应给予家庭更多收入救助

　　经济观察报：对于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您的看法是什么？

　　张军：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在经济方面没有较大规模的财政支持力度，下半年的经济可能依然会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今年二季度的经济数据超预期反弹，但看看数据就知道，主要是生产端的恢复较快，需求端还是不容乐观。我总觉得，我们出台的支持经济恢复的政策过于偏向企业，没有从家庭来考虑问题。其实，疫情的发生就像自然灾害，对家庭的影响更大，需要政府把更大规模的救助政策放在家庭上面才对。世界各国都是这样。但政府部门习惯于从生产端考虑问题。

　　很明显，家庭收入、包括未来的预期收入，因疫情冲击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家庭更是这样。很多这样的家庭长期以来依靠从事小微企业或摆地摊维持生计，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毁了他们。

　　现在很多人预测，今年的GDP增速可以达到3%以上甚至5%。我觉得这个预测可能过于乐观，我认为今年能够实现正增长当然就是幸运。即便是有2-3%的增长，也不能仅仅关注企业增加值恢复得怎样，要特别观察和注意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恢复和整个消费的反弹怎么样。不然，核算出来的GDP会有更多变成存货增加。

　　经济观察报：在经济“抗疫”过程中，我们出台了各种救助政策。现在三季度就要结束了，看起来经济复苏进程还在继续。您认为宏观政策层面是否需要调整？

　　张军：首先，我觉得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总体来说我们的救助政策是偏保守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更多是从企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对企业的救助规模会受到企业部门已有债务的制约，所以不可能过于激进。如果政策更多针对家庭，我们的救助力度就可以更加慷慨了。

　　疫情爆发以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日子很艰难，很多已经倒闭离场，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困境感觉不明显，是因为在过去的市场周期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长期生活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恶劣环境下磨炼了很强的生存能力和韧性。疫情发生后，他们大部分都不太会想到向政府求助，还都是自谋出路，或依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坚持下来。

　　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策是到位的，只不过更多的支持到了企业那边，生产得到了大部分的恢复。可是很多家庭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下半年经济恢复的情况如何，在很多方面可能需要政府更多的支出用于支持家庭。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今年全国两会公布的财政支出口径和规模依然是偏小的。我国为应对这次疫情的额外财政支出大约有几万亿元人民币，只占GDP总量的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经济救援支出普遍都要占到GDP总量的百分之十几。

　　国内的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上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数据当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对称，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高度不对称非常明显。生产端快速恢复，消费端仍然低迷。现在已经是第三季度，亡羊补牢，如果能够在财政上给予那些中低收入家庭更多的财政补助，经济恢复的情况会好很多。

　　虽然政府非常强调财政和金融政策一定要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且这些市场主体的主要经营者是家庭，但这些政策依然还是从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来考虑问题的。实际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这些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政策面临很多问题，不容易产生预期的效果，不如直接对家庭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从而大幅减少疫情对家庭消费层面的负面影响。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这是因为对风险的考虑更多一些，担心进一步加大赤字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担忧是否有必要？

　　张军：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及停摆政策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导致需求严重萎缩的情况下，我觉得赤字和债务风险已经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最大的风险是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长期萧条的风险，而不是债务风险。

　　在正常情况下，赤字率、杠杆率和债务问题等会成为我们制定宏观政策要面临的约束。

　　我认为中央政府该花钱一定要花钱。所有支持性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仅要考虑供给端，更要考虑消费端，最重要的是考虑到家庭。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其实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对人的影响，是对家庭的影响。

　　目前宏观政策对家庭的支持并不直接，包括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些可以视为家庭的概念，不是直接给钱，而是通过银行贷款延期几个月，或者减免2-3个月的房租等等。从实际效果来说，这些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如果我们对家庭发钱，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我们关注疫情对GDP造成的冲击，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惯性。比如发生地震时估计地震造成的影响，我们也更习惯于估计地震对生产或实物资产造成的影响，也很少从家庭收入的层面去看问题。

　　这种思维惯性导致各种救援政策自然地偏向生产端。看上去这个逻辑说得通——企业得救了，企业的员工也就得救了。但是这在性质上仍然不同于针对家庭的救济政策，更何况就业人口要比家庭人口小得多。我认为，基于家庭的救助政策应该更为合理。

　　不要误解双循环

　　经济观察报：最近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很多讨论，您怎样理解？

　　张军：我认为现在讲国内大循环，可能是因为30年前提到过“国际大循环”。

　　1987年，王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交给了当时的领导人。他提出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是因为80年代上半期，沿海很多地区都在搞加工出口，即“两头在外”，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然后加工的制造品再出口海外市场。

　　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恩荣教授，曾在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中说，加工出口其实是大多数后进国家或地区促进出口的一种常用方式，它通过豁免进口中间品和零部件的关税来促进出口增长。

　　但看看那时候的中国，还真不太一样。因为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加工出口的流行形式是本土企业的“进料加工”。而在中国，由于早期本土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在深圳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加工出口，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多为“来料加工”，甚至设备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业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差不多一直到90年代初，进料加工在中国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才超过来料加工。

　　90年代以后，我们加大了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办厂的力度，中国的加工出口占比开始慢慢下降，但出口还是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动机。不仅如此，我们的企业也在与外资企业的合资和合作中学会了会多，技术进步非常快。

　　前年，我和林毅夫教授合作为一本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撰写了一章，书名是How Nations Learn，我们撰写的这章题目就叫“China: learning to catch up in a globalized world”，讨论的就是中国是如何学会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实现快速经济追赶的经验。我们在文中说到，“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她的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的。

　　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一开始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并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发挥其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推动了本土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最终使中国恰当地纳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作为大国，中国毫无疑问是战后最成功的学习者。”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说法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您在之前的文章中也特别强调市场的开放，为什么？

　　张军：这个概念一经提出，我相信很多人，包括很多海外关注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会下意识的将其理解为中国要自力更生，认为中国想要不再依赖外部市场，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来支撑未来的发展。但我想不要狭隘地对内循环做出解读。今天即便有自力更生的决心，也没有必要闭关锁国。这对中国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对全球都不利。

　　所以，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就这个表述做出澄清，或者向外界做出解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过去，中国实际上也是内需外需并存的。不同阶段，发展的重力也会有所变化。中国有14亿人口，拥有这么大的市场，毫无疑问中国最终是要以内需为主的，美国也是这样。内需为主意味着这个更大的市场可以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部分。

　　很难想象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市场封闭起来，自己跟自己玩。虽然美国也出口，但美国仍然是一个主要依赖内需支撑的国家。但因为美国的市场非常开放，所以它对全球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内市场开放才能为别人的外循环提供机会。

　　我一直说，我国巨大的市场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禀赋条件，但如果这个市场不开放就没有意义。必须承认，除了制造业，现在中国其它行业的开放力度还不够，很多行业仍然保护得很厉害，所以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市场准入，这个我们在加入WTO时也说过。

　　市场开放可以创造需求

　　经济观察报：2008年之后中国扩大内需主要靠投资，现在则寄望于消费。通信、信息、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潜力巨大，但如您所说，这些市场并未被激活，应该怎么做？

　　张军：坦率地讲，这些市场还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初级阶段。往往越是觉得关系国计民生，用这种理由把市场保护起来，设置很高的壁垒，市场越是发展得缓慢。我们不能只看到消费可以拉动经济，还要看到市场开放可以创造更多需求，促进消费升级。

　　中国的消费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屏障，就是国家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还非常不足。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可能完全依赖免费保障，但中国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市场仍被挡在门外。

　　大约二十年前，很多国际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便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当时美国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Corp.）的一个高管就曾对我说，将来中国的养老等社会保障负担很重，如果机制相对封闭不开放，就没办法盘活存量，导致未来存量越来越不够，因此必须跟资本市场联合起来。

　　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就是这些公司管理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路还没有转过来，仍然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社保基金，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掺入市场投资。这个门始终没有敲开。

　　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我们家庭的预防性储蓄比较高。预防性的储蓄关系到家庭人口的医疗、健康、养老和子女教育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假如能把家庭的预防储蓄降下来，消费升级能力也会大大提升。

　　这就需要政府把社会保障做好。现在个人和家庭很大程度上以自我保障为主，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全球化逆流

　　经济观察报：现在对于技术脱钩的讨论很多，您觉得脱钩是否正在变为现实？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保护中高端产业不对外资开放，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么？

　　张军：我觉得谈国内循环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从逻辑上把它理解为我们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第一，我觉得代价比较大；第二，不符合常理。即使这样能做到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力更生，但是国家整体的科技水平未必能相应的提高。所以我认为，现在不要因为芯片或其它核心的关键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出于对卡脖子的担心而怀疑市场。

　　经济观察报：但未来可能真的拿不到这些核心关键技术。一些持相对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技术脱钩之下，也许未来10—20年会形成平行世界，两条技术路线。

　　张军：我认为只要美国还是市场经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不论怎样变形，只要这个体系还在，最终的结局就不会是两个平行世界。此外，中国巨大的市场对于技术脱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缓冲。

　　我最近有一篇学术论文，讨论了中美脱钩过程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家谈脱钩的时候总是谈对中国的影响，没有谈到中美脱钩对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的影响。而且，由于成本结构和影响程度不同，美国的盟友们未必一定会追随美国。而且只要市场上存在巨大的机会，我认为企业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规避这种脱钩。

　　要相信后来者的技术的进步就是在双边投资、多边投资和自由贸易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不能从我们的政策考虑中被删除。我不认为中国的政策会更加内向，更不会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您现在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军：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这次疫情对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南半球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我认为就对经济的影响而言，这是自1927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从家庭的角度来讲，这次疫情的影响可能会持续5年或更长时间。

　　而且，这次疫情可能会超越经济层面对全球产生更长远的影响。比如疫情对家庭的教育支出和成员健康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而教育和健康又是未来经济增长所必备的基本源泉。所以，GDP下跌几个点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全球发展最强大的力量是教育、科技和健康。

　　疫情的冲击对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口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即便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可能也回不到之前发展的轨迹之上。

　　本来我们希望全球化可以带来一个更加开放，要素的全球流动更加自由的世界，但现在逆流的确出现了。我认为疫情之后这个逆流还会持续，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个需要更加深入讨论的问题。从历史来看，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产生了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的理论不仅仅是英国人的理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经济、政治乃至国家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到了70年代，新自由主义出现，其影响力开始上升，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开始调整凯恩斯理论，又形成了新凯恩斯理论。所以我在想，这次疫情对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会带来这样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