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台湾社会救助的异同

　　比较北京与台湾的社会救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建议值得思考。

　　第一，应该适当提高北京市的“低保线”。适当提高低保线，使更多的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被纳入政府救助的范围，让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样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分配，缩小分配差距，使获益较小和利益利益受损的人得到一定的补偿。当然，社会福利的建立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不能使国家和社会的供给能力与个人需求之间出现过大差距。因此，低保线的提高一定要适当，既要解决应保尽保的问题，又不能超出政府的负担能力。

　　第二，打破救助主体单一化的格局。我们现行的救助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救助主体的非多元化限制了救助的发展，救助的社会性体现不足。社会救助的社区化在发达国家很普遍，它首先为需要服务的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使政府将公共服务转移给社区，其机构不会臃肿、庞大。但目前，与台湾的福利服务相比，我们的社会民间团体的资源和力量还相当薄弱，社区资源有限，志愿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要着力夯实社会救助的基础性建设，为实现福利服务社区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尽快完善家庭收入核查制度。台湾有着比较严格的家庭收入核查制度，台湾的救助法明确了低收入家庭的具体标准，以及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额度，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使执行有了明确的参考依据。2011年，北京市低保审查进入了关键性的一年，低保家庭的收入终于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有效的核查，社保部门开始有序地清理低保不合格家庭。但是，在挤干低保水分的过程中，一个统一而明确的收入额度应该用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否则在执行中，参照不同的标准一定会引起麻烦和不公平。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规定的出台一定要有配套的辅助措施，应该尽快确定低保家庭收入的上限、家庭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金额，使低保家庭收入的甄别工作尽快走上正轨。

　　通过比较说明，北京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发展速度和完善过程较快，它为改善困难群体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房价和物价的上涨，城市相对贫困人口数量有所扩大。过去，我们的救助制度设计以“基本需要”为原则，当“需要”发生改变时，制度应作出相应调整。因此，对相对贫困人口的救助需要我们有制度上的思考和长远规划，使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的前提下应保尽保。

——摘自《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