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发展迎来深刻变革新阶段

　　“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低碳发展迎来深刻变革新阶段。这些变革既反映在低碳发展的内容方面，也表现在其所处的环境方面。变革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巨大的现实影响和深远意义。

　　所谓经济新常态，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十一五”期间，尽管受到始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五年内ＧＤＰ年均增速为１１.２％。进入“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四年间ＧＤＰ年均增速为８％，２０１５年，预计增速不超过７％。五年期间，年均增速约为７８％。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年均经济增速降幅超过３０％，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降幅最大的５年。这一变化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不大可能是短期波动，而更可能是长期趋势。从宏观和历史来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持续３０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

　　经济增速的变化对于中国低碳发展有直接影响和长远意义。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增速也随之明显放缓。“十五”和“十一五”的十年间，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了２１.４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２.１亿吨以上。２０１２年以来，能耗增速开始大幅下滑。“十二五”时期与之前的十年相比，能源消费年均增长１.３９亿吨标准煤，增速降幅超过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增速随之大幅下降。“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年均增加４.３亿吨，而在“十二五”期间，年均增加２８亿吨。２０１５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总量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这种情形曾经在１９８１年出现过，此后３３年间从未出现。尽管这种暂时的零增长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但即便是短暂的碳排放零增长也值得重视。毕竟，ＧＤＰ增速（近７％）与碳排放增速严重背离的情形在中外历史上绝少出现。如果碳排放和能耗数据准确，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中能源强度和单位能源碳含量（或称能源碳密度）的下降幅度之和接近７％。

　　能源消耗增速下降情况在电力生产和消费上表现明显。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１４年间，全国发电量年均增加近３０００亿千瓦时。２０１５年，发电量仅增加２７７亿千瓦时，不及以往年均增量的十分之一。用电量的增长势头明显减退。

　　受到用电量增速下滑和清洁能源发电量增加的双重影响，全国煤炭消费发生了巨大转折。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的１３年间，全国煤炭消费量年均增加２.１８亿吨，年均增长８.８％。２０１３年煤炭消费量达到峰值，总量超过４２.２亿吨。

　　２０１４年则出现了首次下滑，总量减少１.２３亿吨，降幅为２.９％。２０１５年以来，煤炭消费量仍然继续下滑，前１１个月消费量为３５.３亿吨，同比减少１.７亿吨，降幅为４.６％。其中，除化工用煤有一定增长外，电煤消耗、钢铁行业用煤消耗、建材用煤消耗均出现明显的下滑。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预计２０１５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将下降４％左右。并且，２０１６年发电、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煤炭需求都有可能下降。国家能源局公布的能耗数据中，２０１５年总能耗比上年增加０.９％，其中，煤炭占比下降到６４.４％。据此推算，煤炭消费总量下降１.５５％。我们判断，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很有可能在２０１３年已达到峰值，未来煤炭消费难以显著高于２０１３年的水平。这个判断基于国家宏观经济走势、环境保护行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战略等因素。

　　经济新常态下，未来五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调，从而能源需求总量增速降低。“十三五”规划中，ＧＤＰ年均增速确定为６.５％，比之于“十二五”期间的７.８％更减少了１.３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在经济结构中将加速替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的能源强度将基本保持持续下降趋势。

　　随着能源革命的开展，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１２％提高到２０３０年的２０％。其中，风能、光伏、水电和核电将会按照近年来的势头不断替代煤电。随着能源体系电力化的发展，原来依靠燃煤的动力、热力将被电力所取代，从而减少煤炭需求。按照《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煤炭消费占比将从２０１５年的６４.４％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２％。

　　煤炭总量控制不仅仅是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环境保护行动的核心内容。在治理以严重雾霾为代表的困扰全国的空气污染过程中，首要的是煤炭总量控制。京津冀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煤炭消费总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再削减，也将进一步加大高耗能产业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扩大外来电、天然气及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耗煤项目实现煤炭减量替代。按照《行动计划》，到２０２０年，京、津、冀、鲁四省市煤炭消费比２０１２年净削减１亿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签署和执行对中国的低碳发展增添了外部压力。为实现中国政府的承诺，含碳高的煤炭将是首要调控目标。

　　《巴黎协定》规定在本世纪后期，全球经济实现去碳化，对煤炭生产和消费带来空前压力。能源消耗增速下降，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达峰，标志着中国低碳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是中国碳排放最终达峰的必经阶段。这个特定阶段的到来对中国乃至全球的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保持２％～３％的年均增速。然而，２０１４年，来自燃烧化石燃料和工业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比升幅仅为０.６％。国际能源署则估计２０１４年全球碳排放总量与２０１３年相当。目前研究普遍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减缓归因于中国能耗和碳排放增幅下降，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下降。全球碳排放增速减缓和尽早达峰是实现《巴黎协定》温升目标的关键。

　　中国经济新常态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速下降，而是贯穿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十二五”期间，服务业不仅成为第一大产业，而且，首次超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中国从生产型社会进入服务型社会。２０１２年，我国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上升到４５.５％，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２０１４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４８.１％，２０１５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到４９.５％。与第二产业相比，服务业能源强度不足其五分之一，因此，产业结构的变革对于经济的低碳化具有巨大和深刻的影响。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２０１１年末，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中国从此进入城市化社会。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城镇人口每年增加近２０００万人，不仅带动了经济和社会变革，也影响到生活方式和能源消耗的改变。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居民的能源消耗是农村居民的３倍以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全国能源消耗特征正在从生产型能耗逐步转向消费型能耗。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新的内涵，能源革命和绿色低碳发展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２０２５计划”成为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创新、协同、绿色、包容、共享”成为指导“十三五”和未来长期发展的基本理念。从全球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与美国、欧盟、法国、英国、德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签署了双边协议，为推动《巴黎协定》的制定和全球气候治理新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主动出资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奠定资源基础，同时推动把节能降碳技术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