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 | 社会治理要重视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国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基本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而社会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环境保障。从我国几十年来维护社会稳定的经验来看，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涉及很多方面，但就业是一个非常基础和重要的因素。每当就业形势受到严峻挑战，社会稳定的形势也会出现一些波动。

　　我国2023年的就业情况怎样呢？可以说是总体稳定、挑战严峻。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这一方面说明，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可控或者说可接受的范围内，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以及目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来说，是符合规律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城镇调查失业率仍然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区间波动，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情况还没有得到缓解。

　　从某些就业指标来看，似乎2023年就业形势变化并不明显，比如全国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22万人。近十几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都有1200万～1300万个。但“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这个概念，是指一个城镇地区在一定时间内新增的工作岗位数量，它并不是指“净增”，也就是并没有扣除新减少的就业岗位。所以这个指标在反映就业形势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新增就业人数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失业率的攀升。

　　实际上，我国的总就业人数在2014年就达到了峰值76349万人，到2022年减少到73351万人，8年间减少了近3000万人，而且减少的人数是逐年增加的，2022年一年就减少了1000多万人。在此期间，城镇的总就业人数因劳动力转移等因素还是增加的，但2022年也成为一个转折点，60年来首次出现减少。2022年城镇总就业人数45931万人，比2021年的46773万人一下子减少了842万人，这是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是一个长期趋势变化的开始。

　　当然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口径）早在2011年就达到了峰值9.4亿人，到2022年下降到8.75亿人，年均减少近600万人。这一方面意味着就业供给侧总体压力的减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就业机会紧缺的情况下，就业需求侧方面的就业总人数以及城镇就业人数会持续减少。

　　城镇调查失业率在高位波动，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也出现一些新的影响因素。一是经过几年疫情的冲击，一部分城镇从业者的就业意愿下降，加之适合的就业机会减少，出现了城镇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高于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的情况；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意愿也在减弱，因为城镇就业在收入和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与过去相比在减弱，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放缓，所以在“就业难”的情况下，还出现一些制造业的“招工难”问题；三是市场就业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更加凸显，现在每年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是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但他们的就业意愿与社会可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出现不匹配的情况，产业结构的升级滞后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四是传统的就业机会发展势弱，而新型就业方式发展迅猛。

　　在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时候，很多人沿用投资、出口、消费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来解说，认为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这并没有错。但我们也必须要捋清楚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和先后顺序：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消费。要先稳住就业、稳住收入，才能稳住消费。可以说，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过几年疫情之后，我们面对着就业形势的复杂局面。要按照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总要求，下大力气稳住吸纳就业较多的中小型企业，对各种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采取更加宽容的办法，促进符合青年人就业意愿的新型就业方式成长，对农民工的非农就业给予更多的支持。我国在现阶段，初级从业人员的数量还是众多的，往往稳住一个人的就业就稳住了一个家庭。我国关于劳动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应根据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适时进行修订、调整或相关的适用解释。城市社会治理也应把促进就业作为重要的业绩指标。

——摘自李培林、陈光金 、王春光主编《社会蓝皮书：202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