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国内首个《城市群蓝皮书：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2013》（下称“《蓝皮书》”）在上海发布。据综合指数排名，珠三角第一，长三角第二，京津冀居第三。珠三角缘何能夺得“头把交椅”？中国城市群发展态势如何？《蓝皮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近日接受本报专访，对此予以深度解读。

　　五大指数珠三角三个占优

　　南方日报：社会各界很关心，珠三角城市群缘何能居三大城市群之首？

　　刘士林：城市群发展指数的核心功能是评估城市群是否朝向其理想形态演化和发展。什么是理想城市群？它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

　　我们据此设置了城市群评价指标体系。“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框架”含人口、经济、生活、文化和首位比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43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人口、经济、生活、文化和首位比，构成了一个符合世界城市群发展规律和我国城市群建设需要的科学指数框架。

　　5个一级指数中，珠三角在人口、经济、首位比三个指数上占有明显优势，只有文化指数较低，生活指数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差距并不大。较为均衡的发展现状，是珠三角城市群居首原因。

　　南方日报：珠三角的差距体现在哪里？

　　刘士林：主要在文化方面，尤其是文化资本指数和文化创新指数，与另外两大城市群的差距较大。

　　文化指数由城市文化资本、城市文化魅力和城市文化创新三部分构成。总体来看，三大城市群的文化发展指数差异较大，京津冀的发展水平最高，其每年的文化指数远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另两项也具有较强的优势。

　　从2007年到2010年，京津冀在曲折中不断提升，从0.49提高到0.58；长三角稳步推进，从0.16提升至0.32；珠三角相对缓慢，四年来指数只升了0.02个点。

　　珠三角生活首位比较低

　　南方日报：为什么要强调“首位比”这个指标？

　　刘士林：首位度主要考察城市群内部城镇体系发展是否均衡，主要是最大城市与整个城市群的比值。首位度过低，说明城市群的集聚发展存在问题；过高，说明城市群存在“寡头”现象，一城独大，城镇体系发展不够成熟。

　　一个健康和理想的城市群，既不是寡头式的大都市，也不是满天星斗式的松散布局。具体而言，首位比指数由人口、经济、生活和文化四部分构成。

　　学界一般认为，“首位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值比，小于2%比较正常。在2%的区间内，城市群的首位比指数越高，表明城市群发展越平衡。

　　南方日报：根据“首位比”指数，珠三角的优势在哪里？

　　刘士林：优势体现在较低的生活首位比，即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在生活指数上差别不大。北京由于资源过于集中，上海由于自身发展过快，与周边城市在生活指数上产生较为明显的差距。但从时间轴上看，三大城市群发展的平衡情况均有所弱化。

　　从“首位比”角度看，珠三角、长三角这两大最有希望跻身世界第六的城市群，距离一个理想的形态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南方日报：考量珠三角时，为何未将港澳考虑进来？

　　刘士林：主要是数据的采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主要数据来源还没有系统统计港澳的相关数据，不同统计口径和标准的数据会影响研究的准确性，所以没有将港澳考虑进来。

　　长三角生态指数不容乐观

　　南方日报：在人们印象中，珠三角的生态环境遭遇严峻挑战，但从来指数报告看，长三角似乎更严峻？

　　刘士林：首先，人们的印象主要来自于传媒认知，可能各地关于生态环境的传播存在差异。其次，三大城市群在可持续发展指数方面的差距并不大，2007至2010年，珠三角并不是一直最好。再次，可持续发展指数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的成本，如与工业相关的指数较多，而生态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只能说长三角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较高，不能断定它的生态环境最差。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刘士林：在一级指标中，城市经济指数直接反映了城市群经济发展现状，其下所设“可持续增长指数”二级指标，含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五个三级指标。

　　长三角“可持续增长指数”不容乐观。以工业废水为例，2007至2010年，长三角的排放量分别为438489万吨、416680万吨、418957万吨和418404万吨；京津冀持平在120000万吨左右，珠三角持平在130000万吨左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方面，长三角“遥遥领先”，2007和2010两年的排放量均高达160万吨以上，而珠三角城市群的排放量持平在50万吨左右，仅为长三角的1/3。

　　长三角跨界水污染非常严重，京杭运河长三角地区段、太湖、长江中下游段、钱塘江段等水资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研究显示，在长三角核心区域的16个城市中，有14个属于酸雨控制区，江苏南部、上海和整个浙江为酸雨的重污染区。

　　尽管长三角经济增长指数在三大城市群中最高，但受生态指数的拖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中国首位城市群、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梦想。

　　京津冀有望后来居上

　　南方日报：整体而言，中国三大城市群呈何种发展态势？

　　刘士林：一是在总体水平和发展趋势上，三大城市群正逐渐从“数量—规模增长”过渡到“质量—内涵增长”的新阶段，从“铺摊子、扩圈子”的粗放型城市化进入“调结构布局、深度城市化”战略调整期。

　　二是在横向比对分析上，各有亮点和短板，形成了“差异化”格局。综合排名珠三角第一，长三角第二，京津冀第三。但看单项，京津冀在文化发展上一枝独秀；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第三产业总产值远远领先；珠三角在人口、首位比方面有明显优势。短板方面，京津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均衡发展；珠三角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长三角需要提升宜居宜业功能。

　　三是差距正在明显缩小，中国都市化进程初现“均衡化”发展趋势。纵向分析，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综合指数分别为0.03、0.09、0.27，2010年，分别为0.29、0.38、0.37，差距明显缩小。

　　四是京津冀发展有可能后来居上。在今后的排行中，三者的序位将出现变化和微调。京津冀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文化创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表现抢眼，以其拥有的其他城市群无可比拟的人才、资源、资金和政策优势，后来居上的新局面应当不会太远。

　　四大瓶颈制约城市群发展

　　南方日报：我国城市群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刘士林：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呈简单化和粗放型，不利于城市群的均衡和精明增长。受中国都市化进程整体水平和历史条件局限，三大城市群只能在“产业化推动”、“交通推动”和“行政推动”三者中择其一，难以形成合力，效率很低。

　　二是未形成有效的文化协调和联动机制，层级体系和一体化缺乏内生动力。城市群在空间上涵盖的区域文化资源及价值谱系，对城市群的层级体系建设和一体化进程的贡献不大。做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岭南文化小传统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珠三角很容易在协同发展方面获得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默契和支持。

　　三是区域合作尚处于“浅表阶段”，规划“同质化”问题较突出。就单个城市群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规划，均显示出在经济、产业和交通等方面“务实”，但在一体化体制与机制上“务虚”的两面性，不可能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影响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同时，也有重复西方城市群发展道路之嫌。

　　四是环境问题突出。长三角的问题最严重，但京津冀和珠三角的污染也不容乐观，三者之间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谁也不可能笑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