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理性面对疫情，你需要了解的10个社科知识
导语：新冠疫情持续引起全社会关注。理性面对疫情，恢复从容，我们有必要了解疫情热点问题背后的专业社科知识。皮书数据库从疫情防控对经济发展影响、突发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公众面对疫情心态及参与防治3个主题，梳理专业文献，为大家推荐10个专业社科知识点，助力科学抗疫。
主题1：疫情防控将会对经济产生怎样影响？
知识点1：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后甲流感对GDP的实际影响是0.53%~0.8%。
通过对2009年甲流感防控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我国甲流感防控中发生的成本及所产生的社会净收益，评估我国甲流感防控措施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比较采取某种或者多种防控措施（具体措施见下图“直接成本”罗列项目）与不采取这些防控措施的效益差别，来评估甲流感防控措施的净收益大小，即如果当前各项防控措施所投入的成本小于不采取这些防控措施造成的社会损失，那么甲流感防控的社会总收益大于成本；反之，甲流感防控的社会总成本高于收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成本也许是社会为避免最坏结果所必须付出的保险费用。
图1 2009年防治甲流感的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收益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每当国家面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他经常深入现场调查，提示科学防治，安定民心。先后主编过《现代流行病学方法与应用》《现代流行病学》《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的新思维》《中国公共卫生理论篇》等。
知识点2：旅游业具有“含羞草”特质，一旦外部不利的环境消除，它很快就会恢复常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实践表明，旅游业的确是个敏感的行业,但是“敏感”和“脆弱”不是同义词。正像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所说过的那样，“在旅游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深度的、长期的萧条”。这也就是说，旅游业不是“脆弱的”，而是具有很强的“耐性”，具有很快的“反弹力”。从世界范围来看，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旅游业一直保持了5%左右的发展速度。虽然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石油危机、战争、动乱、恐怖活动以及重大的自然灾害，旅游业也曾因此而降低了增长速度甚至出现负增长，但是，每次危机后的反弹都比人们预想得要快得多。国际旅游需求是这样，国内旅游需求也是这样。一场危机的出现，不会改变旅游业的基本特性。当然，不同的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是有区别的，旅游业振兴所延迟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张广瑞：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创始人、名誉主任。
知识点3: “非典”疫情导致2003年第二季度农民现金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约4.5%。
为躲避疫情和企业停工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务工劳动力大量返乡。“非典”改变了疫区居民的生活，使疫区的生产特别是服务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部分企业停工歇业，全国约有1000万外出务工劳动力暂时失去工作。
为了防止疫情在农村扩散，很多地方暂时关闭了农贸市场，外地商贩进入农村收购农产品受到限制，本地商贩由于担心收购的农产品不好外运停止了经营活动，部分农民由于担心被传染上“非典”不敢外出销售农产品，使得生产的农产品不能及时销售变现。
据河北省农调队调查，受疫情影响，4、5月份有20%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户收入同比下降了60%～75%，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零贸易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农户有25%左右停业，从事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的经营收入减少约30%。
阳俊雄：现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曾任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专项调查处处长。
侯锐：河南省商务厅外商投资促进处副主任。
选自《“非典”疫情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实时调查》，阅读更多>>
主题2：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与国际社会如何做？
知识点4：国家从基层获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平均时间从过去的5天缩短到4小时。
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能够覆盖全国100%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效提高了突发急性传染病报告的覆盖面和及时性。加强对疫情信息的监测、风险评估和预警，建立了覆盖中国内地所有省份的疫情监测网络和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综合网络体系，包括12个核心检测实验室、79个省市级检测实验室和800多个临床哨点医院。针对突发传染病引发的五大症候群，通过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在72小时内检测300余种病原体的能力。
董泽宇：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选自《中国突发急性传染病应急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阅读更多>>
知识点5：及时快捷的应急物流配送是提高灾害救助效果的关键环节，也是衡量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物流配送中，由于灾害爆发和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外部运输配送路网的路况变化呈现高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物流配送调度方法难以奏效。因此，面对这样具有高度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运输道路环境，如何掌控全局变化，快速调整救灾资源配送路线，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输环境对应急救灾的干扰，是目前应急物流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2 应急物流配送车辆路网路径实时生成流程
郭武斌：工学博士，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讲师。要从事车辆导航与物流调度优化、应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
选自《应急物流配送车辆路网路径实时生成方法研究绪论》，阅读更多>>
知识点6：“预防—主动”型应急管理模式应该并且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主导管理模式。
2003年，“非典”事件暴露了我国在应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政府开始意识到单一灾种防灾减灾的传统体制难以应对各种新的威胁。在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国家开始考虑如何系统地应对各类灾害，着手建立综合应急管理体系。
在这套体系中，各类灾害被统一抽象为“突发事件”，各类灾害的预防与应对被统一抽象为“应急管理”，进而确立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一般程序、法律规范与行动方案，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初步确立。治理主体由过去单一的政府变为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有序参与的合作集体；治理规范由过去单纯的国家法令变为法令、道德和社会及公民自主契约等并存；治理程序从仅考虑效率变为公平、民主和效率等并重；治理手段由单纯强调法治变为重视法治、德治和社会公民自觉自愿的合作相互补充；治理方向由单一的自上而下变为上下左右互动。
图3 冲击-回应型应急管理模式与预防-主动型应急管理模式对比
童文莹：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编参著论文集两本，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和社会保障。
选自《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主动”型管理模式的建构》，阅读更多>>
知识点7：从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到国际社会真正赶赴西非疫情灾区时间隔10个月。
国际社会面对疫情反应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预警机制存在一定缺欠，主要表现在：第一，准确界定埃博拉病毒性质耗时过长。无论是几内亚卫生部门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调查埃博拉病毒病例时要么没有得出结论，要么得出“可能是霍乱的结论”，直到2014年3月，埃博拉病毒才正式被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法国里昂的巴斯德研究所证实并命名，进而几内亚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关于埃博拉病毒疫情的预警，世界卫生组织也在网站上公布了埃博拉病毒疫情。第二，缺少对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正式警报等级的设立。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规定，把埃博拉病毒疫情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没有设立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正式警报等级，因此导致国际社会无法根据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真实状况，在医务技术人员派出、实验室建立、援助物资投入等方面做到有的放矢，错过了有效抗击该疫情蔓延的有效期。
李文良：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管理、公共管理等。
选自《2014~2015年埃博拉病毒疫情危害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阅读更多>>
主题3：公众如何面对疫情并参与疫情防控？
知识点8：2005、2006年禽流感疫情的发生，使得村民深深意识到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整体，任何一户的安危必然影响到整个村庄的安全。
禽流感疫情的发生，使得村民在村干部的领导与带领下，及时地处理了禽流感疫情，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因而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密切了，而且村子内部的凝聚力也加强了。当问到禽流感的暴发是否影响村庄的凝聚力时，在总体724个样本中，有16.2%的被访者认为禽流感的暴发影响了村庄的凝聚力。而在认为禽流感的暴发影响村庄凝聚力的115个样本中，有87%的被访者认为禽流感的暴发增加了村庄的凝聚力，这说明禽流感的暴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庄内部的凝聚力。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曾经以高等发展专家身份受聘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德国、英国等双边、多边和非政府机构。
郑红娥：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以及农村消费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于乐荣：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反贫困、项目/政策的影响评估、发展中的性别问题分析。
选自《禽流感疫情的暴发对中国养殖户的社会影响》，阅读更多>>
知识点9：公共舆论成为社会政策制定者解决公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推动力量。
突发事件后形成的公共舆论空间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精英舆论，是指包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新闻记者、知名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对突发事件所表达出的意见和看法。他们对突发事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透视描述和解释说明，对政策的走向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政策建议。这些精英大多学有专长，在各自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其中很多人往往还是政界、学界两栖，即使在退出决策圈之后，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广泛的联系，仍然对决策者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2003年非典时期，蒋彦永医生从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与责任感出发，面对连续几个月关于疫情传播的不实状况，在2003年4月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文章，发表北京非典疫情的证言，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促使政府切实有效地采取了防范非典的各种措施。
图4 社会舆论促进决策的3个作用
韩丽丽：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
知识点10：人类是食物链或者生物链中“很不心甘情愿”的一个环节，既是“消费者”，也会被“消费掉”。
当我们洞悉了生物链（包括食物链）是一种环环相扣的网络系统，生物与生物之间是相生相克、互为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大自然的一切物种并无高低贵贱及好坏益害之分时，我们就会明白，人类从自身的某种利益出发，企图“消灭”某些对自身“有害”的物种，实际上就是一种撕破生命之网的短视之举，在解决眼前某个问题之后，又会产生可能更棘手的和更多更大的问题。例如，当人们了解到蝙蝠是埃博拉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会导致疫情的大暴发时，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通常的做法是大力消灭这种作为中间寄主的野生动物。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又会导致另一种“生态灾难”——须知正是蝙蝠给农作物传粉，并吃掉大量蚊虫。蝙蝠种群数量的大量减少必将导致农作物的歉收和蚊虫的肆虐，引发饥荒和登革热、疟疾等以蚊虫为媒介传播的热带病的泛滥……由此可见，生物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面对疫情，人类与其四面出击，不如首先“管好自己”！
沈孝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之际，沈孝辉正在西非，收集了大量材料，特撰写此文。
选自《热带病毒离我们不再遥远——2014年非洲暴发埃博拉疫情的警示》，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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