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角度看中美“贸易战”
导语：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不曾间断。2018年初，特朗普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征收关税，使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呼声甚嚣尘上。贸易战的浪潮起起伏伏，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目光。
鉴于此，皮书数据库精选库内文章，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角度出发，梳理分析中美贸易之间的特殊复杂的关系、中美经济关系之间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以及中国在未来应对贸易战时的应对策略。
关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定义与内涵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赖构成了和平的基础，在日渐扩大相互依赖的网络中，国家之间的利益趋同使得国际合作更有必要也更容易开展，从而应对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国际制度作为“在相互依赖背景下为控制冲突而设计的人为安排”，以其“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的特征，解决了国际合作困境的主要问题，不仅可以实现预期的国际合作，国际和平也可以得到有效地维护。从理论逻辑上讲，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其人性本善、民主国家倾向于和平、无政府状态并不能否定有序的国际社会的存在的前提假定，通过对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分析，得出国际冲突可以避免的结论。但现实逻辑却是，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尤其是相互依赖并不以互利为前提的特征，意味着相互依赖不仅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权力资源，同时更能削弱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力基础，使相互依赖在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也激发了国家尤其是对相互依赖存在脆弱性较强国家的恐惧心理。“国家不愿置身于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之中”，而“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央控制的发展便会加速战争的来临”并非现实主义者的危言耸听。而霸权之后的国际制度固有的强权底蕴，意味着既有的国际制度并非全然以国际社会整体福祉的提高为归依，它的阶级性内在地限定了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引起一些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的不满，只能是国际制度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正如基欧汉和奈所言，“在相当程度上，机制变迁的原因在于，现有机制的影响和收益与心怀不满的国家对规则结果的预期之间存在差距”。这也意味着，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的国际制度本身就潜藏着导致冲突的结构性原因。
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亦可以说相互依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其他地方的某些人，或是所有的人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不同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网络，国家利益趋同成为一个日渐扩大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国际和平的经济基础。但与此同时，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与非互利的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对相互依赖脆弱性的恐惧也构成了国际冲突的根源。如果说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会增加国家的交易成本，那么国家对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的恐惧不仅会打破相互依赖的状态，更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的发生。
如果相互依赖存在不对称性，国家对相互依赖脆弱性的忧虑和收益分配不均等的考虑，不仅会中断相互依赖的进程，更会为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而选择战争。
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
宏观经济相互依赖的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相互依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的形成归因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即两个国家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内的经济交易量的增长，是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单纯的经济相互联系（economic connection）并不等同于经济相互依赖。经济相互依赖形成的充分条件是基于以下两种情形的发生：第一，对方国家发生的事情将对本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第二，一国能够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方国家的行动和政策。经济联系与经济依赖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强调一种为外力所支配并受其巨大影响的状态。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几乎都以相互依赖作为问题的背景和现实渊源。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以“代价性影响”（costly effects）对相互依赖进行定义，将相互依赖描述为“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由于相互依赖关系限制自主权，因此相互依赖总是与代价相关。简言之，只有当两国建立了需要付出成本的经济相互联系时，才具有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由此可见，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在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产生的。事实上，经济开放路径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属性。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收益与成本是共存的：收益是促使相互依赖关系建立的动因，而成本则是建立起相互依赖关系后难以避免的利益损失。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收益与成本的核心是如何分配，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是行为体的本质特征。从以上逻辑出发，可以将经济相互依赖的内涵归纳为：国家之间基于双边贸易与金融交易的增长而形成的具有代价性和制约性的相互影响。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从经济政策目标的独立性或自主权的部分丧失，来理解经济相互依赖的代价性与制约性。当两国之间形成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之后，两国将处在一个相互反馈的机制框架内，一国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将对方国家可能采取的行动考虑进来。
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通常将非对称的相互依赖（asymmetric independence）定义为“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而相互依赖的非对称特征隐含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依附的可能性，因此最有可能影响行为体在依赖关系中的应对过程。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与依赖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性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世界经济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实力不同，外部参与的内容和结构不同，从而在相互依赖体系中造成了关系结构上的不同层次和格局。”在相互依赖关系中，所谓对称结构，是指依赖双方对彼此的依赖程度均等，形成一种均衡的对等形式；所谓非对称结构，则是指双方各自对对方的依赖程度不均等，形成一种非均衡的关系格局。因此，相互依赖的评价指标，不仅应该证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即双方是如何相互依赖的，而且也应该包括非对称的程度。现实中的相互依赖体系是由大量的非对称关系构成的，非对称性既有一个程度问题，也有一个结构问题。过度的非对称将对相互依赖关系机制的正常运转产生不利的影响。
王冠楠：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研究的学术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以生产、贸易以及金融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这种普遍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使得在全球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制定规则的权力来源更加隐蔽、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更为复杂、对风险与机遇的考量也更加困难。尽管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常态，但是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至于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更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
毋庸置疑，中美两国处于典型的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之中。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曾经推动了中美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美经济的融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进器之一。据统计，在1998~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中美两国经济构成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3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2/5。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的仅仅四十多年里，“中国就从 ‘后进生’ 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非凡的变化同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个时期中，净出口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有着巨大的贡献，其中来自美国的需求是促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以贸易─资本的双重循环为载体的经济相互依赖中，美国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对象国，而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这种相互依赖的模式在21世纪初的前几年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自2005年开始，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与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急剧增长的外汇储备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在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格局中，中国扮演着贸易大国与储蓄大国的角色，而美国则扮演着消费大国与金融大国的角色。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以及国际社会一致呼吁全球经济再平衡和重建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知道如何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中国需要厘清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由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和储蓄，而由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和消费的依赖方式是否合理而且是否可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如同过去十几年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积极影响一样，今天中美两国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能否继续进行良好的合作，将决定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轨迹。
王冠楠：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就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言，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主要表现为：第一，为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特别是扩大对美出口，中国必须为对美贸易创造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由此决定了在汇率安排上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成为中国货币当局的必然选择，并且支持美元汇率的稳定。这是因为，美元贬值必然导致人民币贬值；而中国的制造业对汇率的变化极为敏感。第二，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由此导致的不能以本币进行国际借贷，决定了中国需要从美国引进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并依靠加工贸易扩大对美出口；随着出口的增长，中国货币当局必须不断买入美元以避免人民币升值。第三，为了“贮存”通过对美贸易顺差而不断增加的美元储备，中国必须为美国提供“卖方信贷”，即通过对美证券投资这一方式向美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提供低收益率的债务融资（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难以找到除美元资产之外的、可以有效“贮存”外汇储备的其他金融资产）。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越是依赖对美出口，就越是依赖美国金融市场。至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则主要表现为：第一，美国通过从中国的进口实现了低储蓄和高消费，从而维持了低通胀和借贷型经济增长。第二，美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凭借其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通过从中国的融资，即不断用低收益的债权资产换取中国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从而维持了其债券市场的运转，特别是压低了其长期利率并维持了稳定的投资率。但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①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国的商品，即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都有对美贸易顺差冲动。②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能够吸引来自全球的资本，即中国并非美国唯一的资本提供者（如中东石油出口国和日韩等东亚高储蓄国家对美国都有大量的资本输出）。从表面上看，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似乎意味着美国依赖从中国融资；但是，只要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增长，中国在配置增量外汇储备之时就很难撇开美国国债。因为美国国债毕竟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持有如此规模的美国国债，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决定了美国必然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目标国和中国最主要的证券投资国。换言之，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和金金融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决定了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高于美国。就敏感性而言，由于中国长期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政策选择上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并将通过不断扩大对美出口而获得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因此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外部冲击存在高度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集中表现在双边经济交往中的“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现象。美元汇率的波动特别是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将引起中国国际资产负债表或收入支出表的恶化，即所谓的“逆资产负债表效应”。克鲁格曼指出了中国经济对美元汇率波动的敏感性，认为美元贬值可能导致中国在美投资资本损失20%～30%。如果中国试图降低这种敏感性，就必须改变现行的政策框架并承担由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成本。然而，在现实中，中国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和金融依赖，即中国难以承担为改变这一政策框架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就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对此，约瑟夫·奈曾明确指出：“脆弱性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力，要高于敏感性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政府抛售美元，中国的储备将因美元贬值而缩水，同时也会伤及美国继续进口中国廉价商品的意愿，从而造成中国国内的失业和不稳定。”我们认为，约瑟夫·奈揭示的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其产生的逻辑即体现在中美双边资本循环之中。这种双边资本循环作为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证明了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相互依赖不仅是“敏感性相互依赖”（sensitivity interdependence），而且是“脆弱性相互依赖”（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大于“敏感性相互依赖”。这种“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含义是：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一旦中断，会给双方带来严重的损失，即中断这种关系的机会成本很大。
项卫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冠楠：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
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
贸易相互依赖背景下中国经济敏感性的典型特征根据相互依赖关系下的“敏感性”的定义，一国经济的敏感性所探讨的主要是本国经济在来自对方的外部冲击之下，将以何种速度受到对方何种程度的影响，速度越快或程度越高则敏感性越强。近些年来，中国所受到的来自美国的最典型的外部冲击无疑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蔓延，因此由危机所导致的资金链断裂，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国家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的现象。鉴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的。
就美国对中国外部冲击的传播路径来看，危机的溢出效应一方面通过双边贸易和双边金融交往直接传递；另一方面鉴于美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力，来自美国的外部冲击也会从第三方市场间接作用于中国经济。一般而言，通过直接渠道带来的外溢效应可分为价格效应与收入效应。价格效应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各类价格机制的良好运转，但是就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而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汇率传递性很低。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但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依旧强劲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货币当局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重新将人民币盯住美元，从而使价格效应难以发挥作用。与此相反的是，收入效应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作用显著，尤其是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于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影响。
上图显示了从2007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3季度的美国个人收入水平和中美进出口贸易水平。在危机期间（自2008年第4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美国个人收入水平在明显下降后恢复得极为缓慢，一直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其对危机的反应程度比美国国内的个人收入水平更为剧烈。自2011年第1季度开始，美国个人收入水平基本上恢复了稳定的增长趋势，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也同步地维持了温和的增长趋势。由此可见，对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而言，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集中在收入效应上，美国宏观经济条件的恶化对于中国出口市场而言是最为重大的威胁。从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给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和溢出效应来源于它对亚洲生产网络的影响。在亚洲生产网络中，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处在协助产品研发和提供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环节上，中国加工贸易的中间品进口大部分来自以上地区。因此，当美国经济衰退影响到此类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时，整个亚洲生产网络都将受到影响，中国作为亚洲产业链（组装环节）的终端之一也必将受到影响。
王冠楠：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美贸易关系前景展望
斗鸡博弈理论下的中美贸易关系
美国政府把贸易制裁当做一个威慑工具，按照他们以往和日本人、韩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美国上层有相当多的人相信，只要美国摆开经济制裁的架子，中国人就会妥协让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虽说美国的经济规模大于中国，但是相差的程度还不到一倍，无论贸易战打成什么样子，谁都吃不掉谁。这种贸易战在对策论中被称为“斗鸡博弈”（Chicken Game）。在斗鸡之前，两只鸡都气势汹汹，怒视对方。实际双方都明白，斗的结局只能是一地鸡毛，两败俱伤。在斗鸡博弈中，双方都有可能前进和后退，双方的决策构成了一个两维矩阵。
参与博弈的最终目标是谋求本身的最大利益。最理想的结果是本方前进而对方退却，不战而胜。所以，在博弈开始的时候挑战方一定要咄咄逼人，虚张声势，威胁恐吓，希望对方不敢接招，落荒而逃。在一般情况下，斗鸡博弈的前期周旋时间比较长。紧锣密鼓，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双方都在摸底。假若挑战方使出全部手段，也没有把对方吓倒，最终摸清了对方其实无路可退，为了避免较大的损失，最佳策略就是后退。对于应战国而言，需要冷静判断局势。如果后退的损失并不大，不妨妥协求和，退几步。如果后退的损失太大，难以承受，或者担心对方得寸进尺，穷追不舍，应战国只好硬着头皮，准备迎战。但是，一定要准确地将信息传递给对方：本方让步到此为止，实在无路可退，请勿逼人太甚，否则哪怕玉石俱焚，也只好奉陪到底。切忌抱有幻想，以为只要讲几句软话就可以息事宁人。切忌举棋不定，好像还有退却的余地。如果传递的信息不清晰，只会鼓励挑战方变本加厉，最终使得局势失控。最糟糕的状况是应战国的信息模糊不清，挑战方错误地以为对方非退不可，于是在急切间击鼓前进，结果是混战一场，遍体鳞伤，惨况空前。挑战方认为应战国可能后退是两大经济体贸易战的必要条件。为了便于描述，我们给四种结局分别赋予数值，如表1所示。例如：如果双方让步，大家各自找理由下台阶，重开谈判，不赢不输，把中方得分记在前，美方得分记在后，可写为（1，1）。美方坚持不让步，而中方让步，则美方获胜，中方输1分，美方赢2分，记为（-1，2）；如果中方不让步，而美方让步，则中方获胜，记为（2，-1）；如果双方都不让步，真刀真枪地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拼个你死我活，双方的损失都很大，记为（-2，-2）。
假定美方挑战，选择进攻，在表1内是第一行，那么，中方面临着应战（前进）或妥协（后退）两种选择。中方会不会让步呢？这就要看双方争执的焦点在哪儿了。拿知识产权问题为例，中国在谈判中一直保持“哀兵”的低姿态，作了许多让步。为了呼应美方的要求，中国加紧立法、执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盗版活动。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行动也颇有些效果。人所共知，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在改革中两种体制并存，难免法制不那么健全。要在群众中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还需要相当长的教育过程。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得到解决，对中国也不能强人所难。美方提出的一些要求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中方难以接受。也就是说，中方要退也没有什么地方好退。美国是挑战方，击鼓前进，意图就是把中国压得后退，从而获得贸易战成功，取得2分。如果中方明确地宣布，退到一定限度之后不会再退，也就是说，坚决实施报复，贸易战逐步升级，全面开打。在这种状况下中方损失2分，美方也损失2分。显然，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目的不是为了遭受严重损失，只要美国确认中方不可能再后退，必然放弃前进。
在这场对抗中，美方是进攻方，有决策主动权。如果美方改变策略，在表1中从第一行转到第二行。中国有两种选择：前进或后退。由于中方是被迫应战，既没有进攻的愿望，也没有可以用来进攻的王牌，不存在着主动前进的可能性。如果美国放弃进攻，中方必然也放弃反报复措施，重新开始谈判。美国放弃贸易战在经济上不会遭受什么严重损失，最大的障碍是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好在美国每四年一次大选，历来白宫的新主人都毫不含糊地修正上届政府的错误。丢人的事又不是自己干的，改正错误恰恰显出新政府的英明正确。所以，只要中方给出非常确切的信息，这场博弈只有两种选择：在美方前进时中方也前进，或者美方后退时中方也后退。双方都前进，打一场焦头烂额的贸易战，双方都丢2分。双方都后退，重开谈判，双方各得1分。如果美方得到这个确切的信息，摸清对方的底牌，在-2和1之间，当然选择1。
过去几年里，美中贸易关系曾经几度临近贸易战的边缘，又几度有惊无险，握手言和。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到了最后一分钟，双方各退一步，达成谅解。双方都知道经济制裁是柄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自己，削弱自身的竞争能力，最终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真正的竞争对手。事实证明，双方在摸清对方的底线之后，都能够采取合理的对策。今后，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的进一步发展，发生贸易冲突的频率也许会更高，这样的风波还会发生。有点冲突很正常，天塌不下来。
徐滇庆：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美方视角：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的中美合作
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不应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减少双边贸易平衡的“痴迷”认为是正当的，特朗普的这种“痴迷”对实现美国的公共目标无益，并可能引起具有危害性且不必要的贸易冲突。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在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上对抗中国和其他美国贸易伙伴，那么中国需要在短期内制定一个战略来化解紧张局势，并做出长期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独立经济学家、更开明的美国政治家应该公开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美国可能实施的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只会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类似的政策组合那样，增加美国整体的经常账户赤字，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可能会随着这种政策组合的实施继续上升。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期间仍然承诺减少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赤字，这将可能是令其沮丧而尴尬的。但如果特朗普团队继续敌视贸易和全球化，即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采取更积极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将会出现真正的危险，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些事情将会重现，并且带来的后果将会更糟糕。
在短期内，中国应该改变其在其他领域的经济实践或法律框架来回应美国的双边贸易平衡要求，而不是针对赤字本身。例如，中国可以肯定美国政府长期拥护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贸易原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或国有企业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如华盛顿一直要求的那样，开放金融、旅游和其他服务部门。这些举措将使一些美国企业获益并成为“赢家”，同时也与特朗普政府破坏性的“购买美国货”运动（限制美国政府采购）形成鲜明对比。
Jiming Ha：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员。
Adam S.Posen：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外交关系学会成员。
中方视角：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寻找可能的替代性贸易伙伴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实施是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朗普对华政策核心是解决美中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问题。鉴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上在经济结构上中国严重依赖美国，中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劣势更为明显。为继续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强化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中方需要因势利导，审时度势，采取经济方面的应对策略，降低“特朗普冲击”给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全面评估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由于贸易保护措施与效果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目前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措施并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明显影响，但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负面效应将日趋明显。
第二，以特朗普访华为契机，夯实对话机制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争端的基础。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唯一正确的方式是尊重彼此利益关切，协商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绝不是凭美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就可以顺利解决的，沟通和对话是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唯一手段。双方领导人都不希望中美经贸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两国政治关系。中国可以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边投资等各项因素，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份综合方案。
第三，加强新兴经济体间的经济经济合作。中国并非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唯一受害者，中国需要会同世界其他国家和组织共同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新兴经济体是中国最应团结的对象。美国退出TPP和东亚战略收缩将拓宽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加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机制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在该地区的产业转移和贸易增长，而且可以降低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
第四，密切关注美国所倡导的双边贸易投资谈判。虽然美国终结了TPP谈判，但TPP谈判中的新贸易议程可能会体现在美国重启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快内部改革的步伐，通过内部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与外部机制的对接。在自贸区扩容的基础上，中国应寻求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和措施，从根本上提高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只有国内企业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才能分享高标准、高规制的新红利，从根本上应对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措施。
第五，为中美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做好预案。从特朗普上任后的行动来看，更不能放松对其实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警惕。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需要，美国政府完全可能会实施报复性的高关税政策，这会让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竞争力急剧下滑。为此，中国政府需要提前做出布局，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企业寻找可能的替代性贸易伙伴。
王金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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