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特金会促成历史性会晤 美朝关系或面临新机遇
导语：6月12日，美朝两国领导人于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美朝关系随着此次会面似乎也日渐明朗。然而美朝领导人会面以绝非首次却都没有显著的成果。此次特金会或许会有新的突破，借此契机我们大可对两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作进一步的解析以对半岛局势有更深入的了解。
鉴于此，皮书数据库梳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变迁相关文献，将美韩同盟与朝核问题作为重要因素，分析美朝关系是如何由对峙走向缓和、从缓和走向恶化，从恶化走向缓和的。
冷战期间美朝关系从对峙走向缓和
朝鲜战争后南北对峙与美韩同盟
1953年10月1日，美韩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于1954年11月17日正式生效。实际上，朝鲜半岛对于美国的意义并没有重要到需要美国与其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和驻扎如此大规模的部队的程度，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李承晚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是这位“操纵大师”的杰作。三星公司的创始人李秉喆曾这样评价李承晚：“为了民族的独立，李承晚奉献了他的一生。他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不屈不挠地奋斗，创立了60万大韩民国军，签订《美韩防卫协定》，对美日外交捭阖纵横。特别是在韩战的时候，他为了营救祖国，身先士卒，这一切的功绩，在韩国现代史中是不可磨灭的。”他甚至指出：“韩国近世的世宗大王与李舜臣将军，被当作民族英雄受国民的崇敬，我认为李承晚也不亚于他们，历史上应该将他的功劳记上一笔的。”笔者并不认同李秉喆对李承晚的溢美之词，但的确认为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是李承晚对韩国的历史性贡献。
朝鲜战争使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陡升，也使双边韩美军事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第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韩国军队指挥权的让渡。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派兵韩国的决议，为了有效地指挥由不同国家的士兵组成的联合国军，安理会同意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设立美国主导的联军司令部。次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司令官。7月12日，韩美《大田协定》签署，韩国军队的统帅权转移给美国军队。7月14日，李承晚致信麦克阿瑟，称在战争状态持续期间，韩国内以及近海内联合作战的所有部队，归麦克阿瑟或其委任的司令官指挥。但是，由于战争中以及战争结束时的一系列问题，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似乎就很难再收回，尽管朴正熙政变时对这一指挥权有所冒犯，但是后来还是把指挥权重归美国驻军之下，这也是韩国反美情绪的根源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驻韩美军的问题。1945年，陆续进驻朝鲜半岛南部的美军大约有7万人，随后陆续下降，1947年为4万人，1948年为2万人。1948～1949年间，根据联合国的要求美国陆续从韩国撤出军队。到1949年6月，美军撤离了朝鲜半岛。这也的确给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朝鲜以进攻的契机。朝鲜战争中，美军投入了30万～40万的兵力。《停战协定》签署后，美军在1954～1957年间陆续撤出大部分兵力，留下5～6万人驻守韩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进入70年代，美国在1970～1971年间将驻韩兵力减少至4万人，其后在1977～1978年又有一次小规模的裁军，到1981年，驻韩美军有39000人。目前，仍有超过3万的美军驻扎韩国。
由于南北对峙的影响，韩国军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朝鲜战争中，韩国的军队由不足10万人迅速膨胀到60万人，军队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悄然崛起。对于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韩国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而这一社会力量又是高度“美国化”的，其与韩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的隔阂可想而知。这种隔阂是军队在1960年学生革命中与李承晚政权对立以及发动军事政变的重要因素。
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艾森豪威尔对朝鲜的早期战略
1955年3月10日，NSC5514号文件获得通过，这标志着美国对韩国长期政策的确立。该文件包括“目标”和“行动方针”两部分。目标分为长期目标和当前目标。长期目标：统一的朝鲜拥有自立的经济和自由独立的代议制政府；对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友好；由国际协议确保其主权与领土完整；朝鲜的军队足以保证国内安全并能够抵制外国的袭击。当前目标：“协助韩国使之能为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世界力量做出实质性贡献”；“阻止共产党通过颠覆或侵略获得更多的朝鲜领土”；“发展韩国军队，使其足以保证国内安全并能够防卫韩国领土免受大国以外的袭击。”与NSC170/1号文件相比，以上目标有两处重要改变。一是NSC170/1号文件的长期目标只强调统一后的朝鲜对美国友好，而NSC5514号文件的长期目标却强调统一后的朝鲜既要对美国友好，又要对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友好。这说明美国想要把韩美双边关系扩大至韩国与整个“自由世界”的多边关系，该思想是“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协定”构想出现后在美国对韩国长期政策目标中的体现。二是相对NSC170/1号文件而言，NSC5514号文件提高了对韩国防务力量的要求。后者把NSC170/1号文件规定的韩国军事力量发展的长期目标变为当前目标，将长期防务力量要求扩展为防卫一切外国对朝鲜的袭击，并加入了“为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世界力量做出实质性贡献”一款，从而扩大了军援的范围，加强了军援的力度。
为达到上述目标，NSC5514号文件从五方面阐明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关于停战协定；防止韩国重新挑起冲突；对“再次挑起战争”的共产党予以反击；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寻求与共产党达成满意的协议。由于日内瓦政治会议已然失败以及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朝鲜半岛冲突再起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因此前三方面新意不多，后两方面则变化颇大。美国准备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发展同“自由世界”国家的关系四个方向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经济上，继续扩大经援计划。具体目标有三：恢复1949～1950年的生活水平；在不破坏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尽快提高投资额，重点加强那些能很快提高生产水平的部门；“使韩国能够承担更大份额的军费开支。”第三个目标是美国提高对韩国防务力量要求的必然产物，韩国军事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的原则得以确立。在发展同“自由世界”国家的关系上，提出了“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协定”构想，韩国进一步被纳入美国亚洲政策的轨道。在“寻求与共产党达成满意的协议”方面，文件提出了对朝鲜统一的立场：“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按当地人口比例选出国会代表，建立亲美的、独立的代议制政府，在其领导下完成朝鲜统一。”至此，“中立化统一”的原则被被抛到九霄云外。
梁志：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讲师。
美朝关系的缓和
1969年，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国内，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巨大，在国外维持庞大的驻军越来越难以取得民众的支持，大多数美国人不仅要求结束越战，而且要求消减国防预算，赞成限制美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美苏经济差距缩小，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战之机，加紧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中国、日本、西欧这些新的力量中心也开始出现，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美国政府对其全球和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与此同时，美国对朝政策也出现了不少变化，对朝鲜发出和解信号。
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朝希望改善双边关系的意向越发明确，有关交流也进一步增加。这一时期美国对朝鲜政策经历的变化是，从将朝鲜作为抵制社会主义势力的重要对象，发展为愿在交叉承认前提下与之进行有限接触并放松部分“对朝贸易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在卡特执政时期，美还一度实施了从韩撤走部分驻军的计划。同期，朝鲜对美政策也经历了相应转变，由阵营意识形态主导转向更多依据自身需要探求自主与美改善关系。虽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对峙与政治对立仍是贯穿美朝关系的主线，双方关系因军事分界线上的意外摩擦和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等不时受挫，但美朝双方寻求接近和沟通的努力，总体上渐趋活跃。
王晓波：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教授。
赵立新：1990年7月毕业于延边大学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7月获延边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7月获延边大学世界史专业历史学博士学位。
朝核问题导致美朝关系从缓和走向恶化
冷战后朝鲜对核力量的追求
对于朝鲜来说，不管是核问题还是导弹问题，它们的角色更多只是一种外交手段，而非真正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旧有同盟关系的消失，朝鲜的国际生存空间变得极为有限。很明显，朝鲜要发展国内经济，就必须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交往，但是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朝美之间又很难进行直接交流。为此，寻找一个理由同美国直接交往显然是朝鲜在外交工作中极力想做到的。关于冷战后朝鲜所采取的外交策略，一位台湾分析家曾这样指出，“挽救朝鲜经济与解决粮食危机”是“金正日政权”当前的主要课题，而“改善与美、日关系并获取美日的经济援助”则是其外交的“当务之急”。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背景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走向瓦解，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美国称霸。形势的突变也使美朝关系进行了迅速调整。美国认为受冷战后东西方格局重组的冲击，朝鲜势必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受到巨大影响和压力，朝鲜将无法承受而在数年内崩溃。因此美国试图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争取以“软着陆”方式将朝鲜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但从对地区整体的控制需要出发，美国又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进程发展太快，同时还要防止朝鲜“核开发”干扰其主导的防扩散体系，避免刺激朝鲜半岛周边国家进行核开发。因此，美国在这一阶段对朝鲜政策的重点，一方面是牵制朝韩和解、合作进程，另一方面是抓住朝鲜“核嫌疑”向其施加压力。这期间，朝鲜不得不改变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传统政策基点，立足于直接与美抗衡。为此，朝鲜对美国关系的重点将放在一方面加大力度促使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另一方面扩大与美国的接触、对话，以便通过缓和双方关系减轻外部压力。为深化与美国对话的实质和内涵，朝鲜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包括将美国所关切的核开发问题用作促美对话筹码。
王晓波：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教授。
赵立新：1990年7月毕业于延边大学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7月获延边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7月获延边大学世界史专业历史学博士学位。
朝核问题的爆发与朝美关系恶化
本次朝核危机始于2002年10月，当时朝鲜副外相姜锡柱在平壤与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谈判时宣布：“针对美国可恶的核扼杀威胁，为了维护主权和生存权，我国不仅有权拥有核武器，而且有权拥有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武器。”与此同时，朝方还向美方提出了停止发展核武器的三大条件：美国不进攻朝鲜；与朝签订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承认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凯利指责朝鲜未履行1994年双方在日内瓦达成的美朝《核框架协议》，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核开发。
美国政府在凯利回国后对外宣布了此事，消息一出，世界震惊。美国认为朝鲜出尔反尔，大耍无赖，毫无信誉可言，明显地带有核讹诈性质，并于2002年11月14日宣布从12月份开始停止对朝供油。朝鲜方面对此以硬相对，以美国中止供油违约为由，宣布不再受《核框架协议》的约束。此后，朝核危机不断升级，2002年12月12日，朝宣布解除核冻结，重新启用核设施；12月26日，朝重新向核反应堆填装核燃料棒，并驱逐联合国监察人员；2003年1月10日，朝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2月17日，朝声称美国如果通过军事手段对朝进行封锁，朝就退出《朝鲜停战协定》，使朝与美韩重新回到战争状态；2月24日，朝发射了100公里的短程导弹；3月10日，朝再次发射中程导弹，落着点仅距日本海岸110公里，引起日本国内一片恐慌。4月18日，朝外务省又宣布“正对8000多根使用过的燃料棒进行最后的再处理”。
对于朝鲜的这种强硬态度，美国采取了硬软并举的两手对策。美国朝野认为朝鲜这是在玩弄核讹诈伎俩，是一种无赖行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发出“不惜（对伊拉克和朝鲜）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威胁。因此，美国在3月4日，将24架B-1和B-52战略轰炸机调往太平洋关岛基地驻防，增强亚太军事实力，并拟成立东北亚司令部。3月8日，美韩军队又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的京畿道进行联合渡江军事演习，目的是为了提高美韩军队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作战能力；3月15日，即美国发动打伊战争的前5天，美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驶抵釜山，参加19～26日举行的“RSOI”联合增援军演，为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紧急增援69万名兵力做准备。4月19日，即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美国防部官员宣称：“华盛顿将会考虑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并已制订好了打击朝鲜的作战计划。
卢国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现实主义外交与强硬政策的延续
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是在对前任总统对朝政策的重新审议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历经两届任期，但在不同的任期内布什的对朝政策却迥然不同。其中最明显体现对朝进攻性姿态的，是布什的第一任期。自美国克林顿政府任期内出现朝核问题以来，美国对朝核政策的目标定位一直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克林顿政府认为通过与朝接触，增进对朝鲜的了解，有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其任期内，美国对朝执行了一种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方针。布什上台以来，经过了短暂的政策审议期后，全面否定了克林顿关于朝鲜问题的政策主张，即所谓的“去克林顿化”。这种争论结果，表明了布什政府内强硬派占据上风的特点。随后，强硬派制定了学者们后来称谓的“鹰派接触”（Hawk Engagement）政策。“鹰派接触”政策的实质性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继续加强敌视和遏制、利用多边主义进行接触和对话、谋求“以压促变”。这种政策在刚刚定型后的早期还是比较缓和的，它被赋予激进的进攻性色彩是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以后。
在对朝“先发制人”打击的进攻性政策指引下，美国对驻韩美军进行了重新调整与部署，同时加快了建设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的步伐，开始从军事上加强对朝鲜的威慑力量，并进行实战准备。在构筑军事威胁的同时，美国还在经济上对朝鲜进行能源和粮食制裁，在政治上采取孤立和高压政策并不断发起人权攻势，以打造对朝鲜的全方位进攻。后来，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美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伊拉克战场上，但是美国并没有忘记朝鲜和朝核问题对自己的威胁。2003年6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的副国务卿博尔顿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如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核问题不能成功，则将像对付伊拉克一样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王晓波：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教授。
朝核问题能否取得突破？
21世纪的朝美关系的宏观展望
从宏观的角度看，21世纪的朝美必将在克服困难中走向建交，并会给半岛形势带来破旧立新的影响。
于美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朝鲜半岛政策走向
随着特朗普上台执政，朝核问题已位列白宫对外政策的优先议题。特朗普政府试图做出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以实现在朝核问题上的突破。事实上，特朗普在选举时期就曾屡次谈起朝核问题。2016年5月，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愿意同金正恩对话，尝试去停止朝鲜核计划。对于美韩同盟，他在同年5月再次声称，美国的盟友需要承担全部的防卫费用，如果不予承担，美军就会撤离，因为美国纳税人的钱不能用于补贴其他国家的防务。同时，特朗普还坚持再调整“韩美自贸协定”，甚至声称不在意韩、日自行研发核武器，这些言论都使韩、日高度紧张。对于金正恩2017年新年讲话提及威胁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已进入收尾阶段，特朗普在“推特”也表示“不会发生”，以强硬的姿态显示出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
根据特朗普可能对半岛政策进行调整的方案，特朗普或将展开与朝鲜的直接对话，以诱使朝鲜冻结核武以及导弹，同时试探朝鲜对美国新政府的态度，以便了解朝鲜真正的军事力量及战略意图。但朝鲜对持有核武器的态度很坚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重返会谈，则担心会使外界产生美国已承认“朝鲜拥核”的印象。因此，如何展开美朝对话将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美朝之间长期的对立以及敌对状态使得两国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对话很难取得成功，即使达成协议，也很难得以贯彻。
特朗普政府的半岛政策仍将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制约。首先，来自半岛事务政策班底以及国家机器的制约。截至3月，特朗普政府对半岛事务的班底还没有选定。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中高级官员仍然没有敲定人选。至今美国驻韩大使还没任命，这已经引起了韩国的不安。如果特朗普政府负责半岛事务的重要官员迟迟不能上任或这些官员被轻率选出，则特朗普政府将无法规划出明确和有效的半岛政策，同时也无法为特朗普本人充分理解半岛事务提供条件。其次，来自盟国的制约。美国历届政府对半岛的政策都需要韩、日盟国的支持与协助。特朗普及其外交决策者当然无法完全忽视韩、日同盟的意见。因此，在制定新的半岛政策上，尽管“美国利益优先”，但同盟因素也会在具体方案的制定中起到制约作用。最后，半岛周边大国的制约。中国对半岛局势走向影响巨大，特朗普也承认中国在半岛南北双方的影响力。特朗普在大选期间一直鼓吹“中国责任论”，强调中国应向朝鲜施压。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将在国际上大肆渲染“中国责任论”，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李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美国外交决策过程。
特金会与美朝关系走向
此次特金会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作为朝鲜近邻的俄罗斯和中国，国内普遍对此次会谈持肯定态度。正如查尔斯·阿姆斯特朗所说：“此次会谈的许多方面对于金正恩来说都是伟大的胜利，他有预感将成为会谈的胜利者。朝鲜民众数十年来一直期望与美国总统如此面对面的沟通，但是金正恩做到了。他是第一个使美国总统以这种方式与其见面的领导人，他可以将这样的胜利带回国并将工作重心放在他更关心的事情上，从研发核武器到提振经济”。
中国外交部也认为朝美经历长期敌视和对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具有重大和积极的历史意义。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取得的成果，是向着实现半岛无核化、结束敌视与对立、谋求半岛持久和平与繁荣迈出的正确而重要的步伐。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支持。比如前美国国防部亚洲专家埃文斯(Evans J.R. Revere)坦言道此次会谈对于消解美朝双方关于“无核化”定义的分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于美朝两国商讨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具体步骤也意义重大，朝鲜通过参加这次会谈同时向世界展示了对于无核化的决心。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保守派政客对于把朝鲜当成平等的对话伙伴而感到不满。前共和党议员乔·沃尔什对总统的行为感到格外沮丧并称：“世界上最善良的国家竟屈于和朝鲜领导人进行会谈。”一些美国学者也持相同立场。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朴氏（Jung H Pak）称特朗普本应当巩固韩美、韩日同盟关系却一味地追求朝鲜方面的信任。此前的“极限施压”政策正在软化成 “极限容忍”政策。新加坡峰会成果缺乏实质内容，无法对朝鲜进行核武实验的行为进行约束。下表对本次美朝联合声明内容与1994年朝美框架协议进行对比。
然而特朗普本人则反对这样的声音，回到美国后他曾向媒体表示他与金正恩的会晤是“有趣而积极的经历”，朝鲜未来潜力巨大。“与我就任总统时相比，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安全多了。不再有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专家瑞恩·哈斯（Ryan Hass）则认为美国亲近朝鲜而疏远韩国和日本这样的盟友反而会对美国国土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削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则是此威胁最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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