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美国对伊朗“高压”外交的历史与文化成因
导语：5月12日，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为对伊核问题增加了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相信唯有向有分歧的国家施压才能为美国带来最大的利益。相比之下，特朗普在与同样存在分歧的德国解决矛盾时则要怀柔得多。我们可以将此“高压”外交解读为美国例外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长期冲突的具体表现。特朗普的领导团队背景促使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彻底转变，奥巴马时期的妥协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鉴于此，皮书数据库精选库内文章，梳理分析美国对外文化特征与东西方文化冲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与伊朗关系的表征及其背后的原因，重点对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对伊朗态度进行分析并预测未来美伊关系走向，为用户理解美国对伊朗“高压”政策的成因提供切入点。
美国对外文化关键词：扩张、民主输出、例外主义、文化冲突论
昭昭天命：扩张是贯穿始终的一根主线
综观整个美国对外政策史，扩张是贯穿始终的一根主线。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本身就是英国商业资本扩张的产物。从西欧到北美大陆的第一艘船带去的商业精神、扩张意识，美国独立后自然把这种遗产继承下来。扩张意识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之中，并成为美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鲜明特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普拉特所言：“有一种天命在主宰和指导着美国扩张，这种思想根植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简直有很少不存在的时候。”
赵学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主理想与民主输出
美国政界和学界有许多人都是推广民主的狂热者。他们在维护美国民主理想和价值观方面表现得非常激进。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预言将出现一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模式，人类的历史将是一部“以自由民主为指向的人类统一的世界史”。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今后最大的分歧及冲突将主要来源于不同文明的歧义，不同文明的对立与斗争将主宰世界格局”。他呼吁西方国家“提倡实力、凝聚力和它在一个文明世界的文明持久力”，“保护和扩大他们共同持有的利益、价值和文化”。
1967年，美国众议员但丁·福赛尔提议创立国际研究交流协会，他认为在美苏意识形态斗争中应该建立一个机构向苏联输出美国的民主思想。“单边主义”推行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沃尔福威茨是输出美式民主的积极鼓吹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当时他在公众集会上回答提问并公开宣扬政治开放和民主价值。
2005年美国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蓝托斯和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沃尔夫共同起草、推动了一项议案，在美国国务院成立专门的办公机构，以推行布什总统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结束暴政。该项议案还要求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每年公布世界民主进程的报告。蓝托斯和沃尔夫是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蓝托斯的发言人表示，国务院设立的民主运动与转型办公室将与各个国家的民主运动接触，宣扬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价值观。
2014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提出了一个4490法案，希望通过加强美国思想的国际传播来支持公共外交。其中包括以各种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目的让中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了解民主政治的多元化、包容和人权等。
张一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英文版）杂志编辑。
理想主义表现：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深入美国人的灵魂，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美国世界作用的看法：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宏大量、民主。美国是光艳夺目的正直榜样，它将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向往美国模式，并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体制。这一理想同美国人眼中的欧洲国家及其权力政治所代表的旧世界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美国人传统上形成的不同于欧洲人的自我定位，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其外交政策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说古典理想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追求民主和加强集团安全；那么历史上，追求第一个目标或许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专利。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国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西方与东方：文化冲突
数百年来，欧洲殖民势力在表述殖民地或异己文化时惯于用一套傲慢的语言来加强对被表述对象的影响与控制。早在1879年创立伊斯兰仁爱会的阿卜杜拉•纳蒂姆对西方舆论如何侮辱阿拉伯文化有沉痛的感受。他曾控诉说，“（西方）报刊愚弄东方人，嘲笑他们的精神，误导他们的伟人，诋毁他们的宗教传统、生活方式和工农业。它们宣告，西方是法律的来源、科学的始祖、价值的标准。它们坚称，一个民族只有借鉴西方才能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萨伊德在《东方学》一书中继承了他阿拉伯先辈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并对上述现象作大胆系统的归纳和梳理。他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批评武器来自欧陆，尤其是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的理论。他指出，地域的划分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并不是地壳的构造，而是一整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西方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知识（包括文学和像“东方学”那样的所谓的纯学术研究）与权力狼狈为奸，虚构了各式各样有固定本质（如专制主义）的“东方”，并把这些“东方”当做镜子来映照自己的光辉形象。萨伊德把这一现象称作“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家和学者无不受其控制。因此，欧洲人在说到“东方”时必然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
陆建德：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二战后美国-伊朗关系走向
美国介入英伊石油冲突；与伊朗第一次对抗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相比较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怀有更为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色彩。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更为有效地遏制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要求在减少美国国防开支的同时增强遏制苏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同苏联周边的国家加强联系并增强它们的实力，在苏联的周围建立一个防御链。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伊朗的地位得以提升。为了解决英伊间的石油争端，美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因为英伊双方的毫不妥协，结果使美国的努力大都付之东流，美国对此很是不满，美国官员也越来越相信，只要伊朗处于摩萨台的领导之下就永无宁日，人民党就有上台执政的可能，这对美国的遏苏战略极为不利。鉴于此，美国对摩萨台的态度迅速强硬起来，美国高层于是认同了英国人的观点，认为把摩萨台赶下台是必要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已经同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多次讨论过在伊朗发动政变之事，事实上，在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前他们就开始谋划此事了。1953年2月3日，美英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会晤，回顾并评估了伊朗形势，达成如下共识：制定和实施伊朗政变计划，让扎赫迪取代摩萨台出任伊朗新首相。美英把此次在伊朗的政变称之为“阿贾克斯行动”，由科尔米特领导。在不久以前，美国官方还认为扎赫迪是个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者，而这时则把他看成是能把伊朗带入西方阵营的强势领导人。从美国对他态度的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出，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范鸿达：博士，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伊朗政变：美国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冲突的产物
美国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主要是基于防范苏联的目的，在科尔米特提出的长达22页的“阿贾克斯”行动报告中，在其所著的《反政变》一书中，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占据了他的很大一部分视线，诸如“苏联的威胁的确存在，而且会有立即的危险”、“摩萨台和人民党联合行动”、“摩萨台越来越依赖苏联”、“苏联支持人民党，人民党支持摩萨台”等字眼随处可见。对于科尔米特的上述观点，美国国务院有些人在1953年就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当时伊朗并没有受到共产党颠覆的威胁，而且人民党虽然与苏联相当接近，但是与摩萨台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糟糕。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摩萨台曾在1949年视人民党为非法政党，1951年人民党支持的示威游行也遭到摩萨台政府的镇压；再则，人民党对摩萨台与美国接近也非常不满，对摩萨台拥有大量地产也是颇有微词，这样看来，摩萨台和人民党怎么会结成同盟呢？另一方面，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撒手人寰，苏联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正忙着政权交接，也很难对局势并不明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更何况伊斯兰化的伊朗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本来就心存疑虑，再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俄国人的戒备心理，苏联要想在伊朗有所图谋也是非常之难的。说到底，美国因为恐惧苏联对伊朗采取行动而要在伊朗发动政变的主张是不恰当的、也是多虑的。
范鸿达：博士，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冷战与伊朗的战略地位：短暂的蜜月期
1953年政变后，美国对巴列维政权提供了经济、军事、安全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其最终目的是使巴列维政权成为遏制苏联的更为强大的力量，而不是使伊朗获得更快的发展，使伊朗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仅仅是美国终极目标的附带成分而已。再则，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美国对伊政策看似多有压力，但这也并非是肯尼迪不注重双边关系，而是希望伊朗通过改革，变得更为强大，因为伊朗的相对强大是美国抗衡苏联的所需。这样看来，不管是美国巩固巴列维政权的措施、美国对伊朗的大量军售，还是肯尼迪向巴列维施加的改革压力，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使伊朗成为更有效的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的工具。另一方面，冷战也是巴列维本人向美国不断寻求援助和支持的一个非常便利的借口。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时机、美国军事援助的规模、向美国购买武器的数量， 到巴列维雄心勃勃地称霸波斯湾乃至印度洋的计划等这些问题上，美伊两国当时都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作为势力较弱的伊朗并没有输给美国，这主要是因为巴列维牢牢掌握了美国需要他对抗苏联的命脉，因此，当美国向他施加压力或表达不同意见时，巴列维经常使用的一招就是向苏联靠拢，以此来要挟美国对自己做出妥协，这一点在双方的武器交易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虽然冷战把美伊连在一起，使得它们因此建立了密切的双边关系，但冷战终归是一个历史现象，它有其自身的缘起、发展及消退轨迹。再者，当初美国之所以那么倚重伊朗，原因之一是那时波斯湾各阿拉伯国家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稳定或独立，它们还不堪重任。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和地区形势都发生了对伊朗不利的变化：一是美苏的全球竞争呈现出趋缓的走向，冷战的烈度降低；二是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已经获得足够的稳定，它们也能起到先前美国希望伊朗起到的作用，这两个因素使得伊朗相对于美国利益而言其价值显然下降了。
范鸿达：博士，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蜜月期背后乌云密布：伊朗国民对美不满情绪高涨
1953年的伊朗政变是美国伊朗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前，在一般伊朗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没有太多私利、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统治、帮助伊朗实现国家独立的伟大国家，被伊朗民众看作是自己独立的保障，是自由的化身，是与英俄（苏）截然不同的正义国家。然而美国的良好形象在伊朗1953年政变中几乎丧失殆尽。在这次政变中，美国人不仅支持巴列维国王、策划颠覆摩萨台政府（该政府正推进一场激进的民族主义改革，这与巴列维的亲美倾向背道而驰，并威胁到王室的利益），还断送了伊朗收回石油权益斗争的事业，使得伊朗民众认识到，美国与之前的英苏并没有什么不同，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国家。
随着巴列维内外政策越来越仰美国鼻息，特别是他置伊朗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于不顾，花费巨资购买大量的美国武器藏于军火库，这既增加了他们对巴列维的不满，也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愤恨。随着巴列维亲美政策负面影响的日益显露，伊朗社会各种对现实不满的势力逐渐在反对国王、反对美国的大旗下团结起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活动。此外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巴列维国王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也成为刺激伊朗民众反对政府、反对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受到美国支持的“白色革命”对伊朗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巴列维的高压统治，使得大部分的社会阶层都站到了王室的对立面，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引起了伊朗社会力量最为强大、最有组织性的伊斯兰什叶派上层的极度不满。伊朗民众的上述种种不满与愤恨终于引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它不仅终结了伊朗的王朝统治，而且也把美国深深地卷入了其中。
范鸿达:博士，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反对巴列维就是反对美国
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对美国政府怀有强烈的仇视情绪，这种仇视在1963年就已经显现出来。那时肯尼迪政府要求巴列维授予美国在伊朗的军事专家治外法权，而且在巴列维的支持下伊朗议会最终批准了美国的这一无理要求，这让霍梅尼非常愤怒，他不仅对巴列维进行了猛烈攻击，而且对美国这个“魔鬼”也实施了口诛笔伐。也正是在这件事后，霍梅尼被巴列维驱逐出伊朗，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流放生活，这更加重了霍梅尼对美国的愤恨。在霍梅尼眼中，美国是伊朗民众饱受痛苦的根源。他认为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他认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是被掠夺与掠夺者的关系，因此他大力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要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不要对它抱有任何奢望，要把它踩在脚下，只有在它痛改前非、不再压迫别人之后，伊朗才有可能与它建立关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高涨之际，有两个广为流传的口号：一是“真主至大”，二是“处死美国”，从中可见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憎恶之情。鉴于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在伊朗绝对的权威地位，鉴于他对美国的上述看法，在他主政后伊美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巴扎尔甘政府全面接管伊朗后，尽管美国立即对该政府给予了承认，并希望继续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伊朗新的领导者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其后美国驻伊使馆受到武装冲击，特别是美国大使馆的人质危机，让美国政府最终意识到，那个友好的伊朗已经失去，长达三十余年的美伊亲密关系也已经终结，此后美国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视美国为世界头号恶魔的霍梅尼影响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范鸿达：博士，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霍梅尼思想：伊斯兰与美国对外文化的冲突
霍梅尼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教法学家统治”和“伊斯兰政府”。1970年1月21日至2月8日，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在纳杰夫发表了13次演讲。1970年秋，这些讲话以《伊斯兰政府》为题在贝鲁特结集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霍梅尼集中阐述了“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霍梅尼认为，“存在于《古兰经》和圣训之中的伊斯兰法的实体，已经被穆斯林接受并认可为应该遵守的规定。”伊斯兰政府是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的政府，因此，对于伊斯兰政府的领导人而言，“法律知识和公正，在穆斯林看来构成了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一个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的人起来建立起一个政府，他在管理社会方面将拥有和最尊贵的先知同样的权威，所有人都有义务服从他。”
此外，根据1905～1911年伊朗立宪运动期间的经验，霍梅尼还主张“宗教学者监督”（Nezarat），即国家的立法等活动应该受到宗教学者的监督，以便确定有关法律不偏离伊斯兰的轨道。“教法学家统治”和“宗教学者监督”的思想，在此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体现为最高领袖制度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制度。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斗争。巴赫提亚尔政权崩溃后，伊朗出现了巴扎尔甘临时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并立的局面。
1979年2月，在霍梅尼的支持下，以阿亚图拉比希什提（Beheshti）为首，阿亚图拉阿布杜·卡里姆·穆萨维·阿尔达比里（Abd al-Karim Musavi Ardabili）和哈梅内伊（Khamenei）、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巴胡纳尔（Bahonar）等人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党（Islamic Republican Party，IRP）。伊斯兰共和党成为实施伊斯兰革命理念的核心力量。1979年5月5日，由于对旧军队不信任，霍梅尼发布命令，成立伊斯兰革命卫队。除此之外，由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礼萨·马赫达维·卡尼（Mohammad Reza Mahdavi Kani）负责领导全国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由霍贾特伊斯兰萨迪克·哈勒赫里（Sadiq Khalkhali）负责领导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斯兰共和党的成立，使得霍梅尼政治思想的支持者在行政、司法、军事和组织等各个领域逐渐确立起主导地位。1979年3月29日和30日，伊朗举行全民公决，在全部2000多万选票中，有效票为99.26%，其中99.31%的有效票支持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1979年8月3日制宪专家委员会的选举中，伊斯兰共和党赢得了全部73个议席中的55席；通过伊斯兰共和党，霍梅尼的政治理念得以在新宪法的制定中得到体现。围绕着新宪法中关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安排，巴扎尔甘代表的自由派势力坚决反对“教法学家统治”思想。10月22日，美国批准伊朗前国王巴列维进入美国，这激起伊朗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很多人相信，在临时政府成员的默许下，美国正在阴谋策划1953年那样的政变来破坏革命。”11月1日，巴扎尔甘在外长伊卜拉欣•亚兹迪（Ebrahim Yazdi）的陪同下与布热津斯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会面，讨论伊朗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11月4日，一批伊朗大学生冲击并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将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巴扎尔甘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的美国人质。但是霍梅尼和宗教学者们支持学生的行动，11月6日，巴扎尔甘被迫辞职。伊朗国内反美情绪高涨，而自由派对新宪法草案的反对由于其亲美立场失去了民众的支持。11月15日，制宪专家委员会通过新宪法草案。12月3日进行全民公决，获得约99.5%的赞成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各项基本制度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起来。
吴冰冰：中东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
伊朗核问题：霍梅尼思想的延续
就伊朗而言，早在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后，它就开始“输出伊斯兰革命”，支持巴林、伊拉克、科威特、黎巴嫩、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政党、民兵和反叛活动。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的逆来顺受者啊，奋起吧，把你们自己从恶毒的压迫者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吧。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 1979年的人质危机、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兵营爆炸等事件表明伊朗革命结合了什叶派认同与激进的反西方主义。伊朗当前的强硬派将自己视为霍梅尼最忠实的信徒，并认为革命不仅是反抗君主制，而且是反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代理人。尤其是随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威胁的解除以及什叶派复兴大潮的来临，伊朗开始将自己视为地区大国，以及波斯湾和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亚的什叶派地带的中心，其外交政策也再次呈现革命姿态。
从实践看，内贾德自上台不久便在外交领域掀起了充满颠覆色彩的“内贾德革命”。首先，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伊朗最高领导人将核计划视为“国家的未来”，称伊朗虽然是最大储油国之一，但如不发展核能，未来在能源上将不得不依靠西方。为重辟核研发前进之路，摆脱欧美和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围堵，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寻求突破。2005年9月17日，内贾德在联大主张伊斯兰世界分享核技术，借此拉拢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让众多没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核不扩散条约》的不合理，谋求突破发展核计划的法理束缚。同时，伊朗利用当前西方石油消费国求稳怕乱和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之际，采取“生米煮成熟饭”的办法，屡屡突破国际社会设定的底线。
其次，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内贾德上台后，接连发表激烈言论，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如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提出以色列像“一棵干枯、腐烂的大树”，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当年纳赛尔、萨达姆和霍梅尼激进反以言论的延续。伊朗通过如此极端方式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实际是试图借此树立中东地区秩序革命者形象，充当地区事务领头人。
最后，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内贾德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感到不满。他屡屡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恃强凌弱”，在核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特别是严厉抨击美国霸权，甚至称美国总统小布什是“当今世界的暴君”。伊朗不仅在言辞上日益激烈，而且为打击美国霸权，伊朗宣布在2006年3月20日成立以欧元作为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举动是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乃至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此外，伊朗还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
田文林：法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中东学会理事，国际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美国对伊朗关系或持续恶化
特朗普团队：伊朗威胁美国安全
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和其核心智囊成员的对伊政策主张特朗普没有从政履历，在外交事务上更是毫无经验的“新手”，在外交政策选择上受到身边核心决策小圈子的影响不容忽视。自竞选到上台执政，特朗普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反建制派”倾向。构建白宫团队和政府内阁时，特朗普一味强调忠诚度，在重要决策职位上排斥具有专业积累与政策经验的“建制派”人选，明显依赖身边的核心小圈子决策。特朗普上台后两度推出有巨大争议的所谓“禁穆令”（也称“限穆令”）正是班农等人主导决策的极端结果。
属于共和党内保守势力的麦克·彭斯是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作为副总统，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定成员。彭斯从2003～2013年连续在五届国会中出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还是众议院外事委中东分委会主席。彭斯在外交领域更关注中东问题，相信“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
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退役将军迈克尔·弗林对伊朗的态度是基于对伊斯兰教的广泛恐惧。2012年发生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外交人员在住所遭袭事件时，他正担任国防情报局局长。他坚持认为，伊朗插手了这场袭击，命令下属找到有关伊朗在这场袭击中发挥作用的证据以证明他的观点正确，但未能如愿。弗林上任仅25天因爆出“通俄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对伊朗也持怀疑态度，认为伊朗是美国安全的主要潜在威胁，在奥巴马政府与其达成伊核协议后仍我行我素地在中东为代理人集团提供支持。
退役将军、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是另一位对伊政策鹰派人士，他参加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直以来都称伊朗为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涉及伊朗问题时，马蒂斯的看法是由感情因素而不是学识来主导的，固有的偏见使其对伊朗准确且合乎实际的评估受到损害，问题的根源在于1983年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对贝鲁特的美军军营所搞的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有22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另外21名美国人丧生。马蒂斯称，伊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而是“致力于地区混乱的革命事业”。这表明他未能认识到，或者拒绝认识到，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近40年里伊朗政治与政策的历史变化，以及伊朗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关系的演变。他认为，“伊朗并不是‘伊斯兰国’的敌人”，“‘伊斯兰国’只不过是伊朗继续其恶作剧的借口”。这种看法公然违背伊朗是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这一现实，尤其是在伊拉克。此外，马蒂斯坚决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政策，认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威胁程度超过“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他批评伊核协议有缺陷，只是暂缓了伊朗核计划，核查机制也无法阻止伊朗追求核武器。
特朗普十分倚重自己的女婿、美国犹太裔富商贾里德·库什纳，任命他为白宫高级顾问，外界称其为“影子国务卿”。之前库什纳几乎没有任何的从政经验，但他本人和以色列国内政商界关系紧密，而且库什纳家族对于以色列和犹太文化感情浓厚。特朗普对以色列抱有特殊的好感，在竞选期间他得到库什纳家族大批捐助款项。2016年3月，特朗普在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协会（AIPAC）年会上发表演讲，演讲稿出自库什纳之手。特朗普在演讲中强调了伊朗威胁，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同伊朗签署核协议是错误的决定。
总而言之，特朗普身边的中东政策影响者，或与伊朗的宿敌以色列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或对伊朗在海湾的影响力、逊尼派极端主义极其敏感，有强烈的反伊朗政权情绪，反对奥巴马对伊朗妥协和与伊朗签署核协议，主张美国遏制伊朗的扩张和加大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陆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伊朗局势走向预测
近期，国内外媒体纷纷发表对伊朗局势发展的预测，其核心观点无不表达出对伊朗与美国文化冲突以及美国坚守例外主义信条的行为方式将会持续的担忧。
RT新闻网评论员约翰·怀特(John·Wight)指出特朗普退出联合行动计划(JCPOA)与伊朗的妥协无关，而是华盛顿一直以来对中东的霸权政策促使特朗普做出的决策。面对美国的霸权政策，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俄罗斯组成反霸权轴心，而打破这一轴心是促使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和本·萨勒曼不计后果向伊朗施压的重要原因。
埃及的伊朗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努尔丁指出“伊朗的敌人正在尽一切可能，使伊朗接受不利的条件。就像‘签订不平等条约’一般”。他补充到，被强加于德黑兰的条件，可能包括其断绝与也门一些力量之间的关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希望德黑兰停止帮助在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时完全撤出叙利亚。在过去几年中，伊朗与许多国家建立强大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些国家拒绝向华盛顿对德黑兰的“侵略政策”磕头，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损害到他们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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