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博弈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解读中美贸易争端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贸易政策

　　特朗普上任伊始，美国经济面临短期企稳复苏与长期增长停滞并存的局面。打着“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旗号，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经济政策延续了竞选时期的政策主张，凸显了“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倾向。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的经济政策深受传统供给学派影响，抓住了税改、医保、货币、贸易等核心要害，将扩大供给与改善分配作为其政策核心导向；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崇尚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从区域主义转向双边主义、拒绝无偿或低成本提供有效的全球公共产品，这对全球贸易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严重挑战。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发生很大转向，奥巴马时代的贸易政策几乎全部被废除。特朗普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逻辑之一即为放弃多边主义的贸易协定、回归双边主义谈判：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天，就立即履行竞选时的承诺，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4月28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提出对WTO贸易协议进行整体评估； 2017年7月，英美贸易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被提上议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后宣布于2017年8月16日开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上任后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逻辑之二就是不断敲打主要贸易伙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旨在改变其眼中“不公平的贸易秩序”，倡导其追求的“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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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刘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国际贸易新规则对中国经济的挑战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多哈回合的停滞不前催生了区域及诸边经贸规则的涌现。欧美主导的TPP、TTIP、TISA和美国2012 BIT模板体现了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发展趋势：新规则超越了现有WTO规则，为未来形成WTO2.0版奠定了基础；新规则回应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制度的需求；新规则集中在各国国家管辖（beyond the border）的政策领域；发达国家力图成为新规则的主导者；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

　　由于中国既有的FTA开放水平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存在很大的差距，一旦其得以顺利实施，而中国置身事外的话，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货物贸易上看，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以TPP为例，TPP协议规定成员国之间将在规定的时间内消除多达18000多项产品的关税，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必将形成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如服装鞋帽等）会转移至越南。
从服务贸易上看，国际服务贸易谈判模式正朝着负面清单方式转变。同时，新的服务贸易规则要求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除非是关于信息安全等国家利益的服务部门。一旦服务贸易新规则开始全面实施，就意味着需要服务业开放更多的领域，在某些领域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从自贸区战略层面上看，TPP、TTIP等高标准协定签署后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高度贸易自由化、全面的市场开放承诺及参与国家和地区的逐步增加，必将延缓“10+3”“10+6”甚至FATTP等亚洲及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从而使中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
　　从政治安全层面看，美国意图通过TPP、TTIP以及TISA等高标准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强化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上的主导作用和领导力，弱化中国在国际经贸舞台上的作用和话语权。
　　面对主要经济体在国际经贸新规则领域的竞争，中国必须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努力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力度，以逐步适应以TPP规则为主要内容的未来国际经贸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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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月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中美贸易失衡导致两国贸易摩擦不断

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原因

　　由于近年美元汇率的持续下跌，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东盟等）将一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进行，使中国大陆对美国顺差不断攀升。中国对美出口的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美国的纺织品等“夕阳产业”造成了冲击，对美国国内的就业状况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就使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把中国当成导致美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们借口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人民币贬值和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及中国没有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等的结果，因此在中美贸易中频频挑起各种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失衡在转化为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受国会的影响及出于政党政治利益的考虑，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时，不是把社会福利水平放在首位，而是考虑政治利益的需要。
　　美国总统大选年，对华政策和对华贸易往往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攻击的靶子。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剧增成了冲击美国就业机会的理由，美国产业协会和劳工联盟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中国对美顺差抢走了美国民众的饭碗为借口，纷纷向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施压。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人口和失业率，美国政客也需要找到“替罪羊”来化解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特别是产业阶层的选票，从彩电到纺织品、从铸铁钢管到木制家具，针对中国商品的设限和反倾销措施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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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兆泉：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发生的贸易摩擦的发动者主要是美国，中国一般是被动应对，这主要是由于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长期存在顺差造成的。通过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现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摩擦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按照不同时期的特点，中美贸易摩擦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0至1989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微观贸易摩擦为主。在这一时期，由于中美贸易额相对不大，双方的贸易失衡性也相对较小。而且，这一时期中国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处于良好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1990至2001年：中美贸易摩擦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苏联解体与东欧的剧变），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特点是经济问题被政治化。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不再简单地以反倾销为主，而是美国加大了“经济制裁”手段的使用力度。
　　第三阶段为2002年至今：中美贸易摩擦以宏观贸易摩擦为主要形式。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摩擦从以前主要以微观层面及具有政治色彩为主，逐渐转变为因中美贸易失衡所引起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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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兆泉：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
 

中美贸易失衡对两国的利与弊

　　贸易本身必定对交易双方都有一定益处，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以即使中美贸易存在贸易失衡问题，但贸易失衡仍是建立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持续扩大的贸易失衡必定对双方都会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会直接引发中美的贸易摩擦，从而影响到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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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兆泉：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分工阶段分拆且全球布局，分工边界缩小至工序、生产环节层面，中间品贸易规模超过最终品贸易。这一系列变化使贸易利益从来源、获得主体到统计测算、分配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原有贸易利益的内涵，由此，也对传统基于总量贸易框架下的贸易政策的理念与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则框架提出了新的诉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分工阶段分拆且全球布局，分工边界缩小至工序、生产环节层面，中间品贸易规模超过最终品贸易。这一系列变化使贸易利益从来源、获得主体到统计测算、分配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原有贸易利益的内涵，由此，也对传统基于总量贸易框架下的贸易政策的理念与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则框架提出了新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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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2018年国际贸易将触底反弹

　　2017年初，IMF曾警告，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中期内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而国际贸易受到不确定性的挑战最大。始终没有完全复苏的全球经济，以及政府间缺乏清晰的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协调，这些都会遏制相关贸易活动，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风险。中美经贸关系的波动也对全球贸易稳步回暖提出了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华启动301条款并实施贸易调查，短期内可能冲击不大，但是在中期内双边贸易摩擦则可能会增多。
　　自2017年开始，全球贸易发展形势好于往年。WTO在2017年9月预测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的区间为1.4%～4.4%，比2017年的预测区间更大一些，反映了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中的不确定性。也应该看到，当前美联储不断加息的预期、收紧的财政政策以及贸易限制措施的增加，都会抑制未来两年全球贸易的增长势头。考虑到上述经济下行风险的集聚，同时也要避免被过于悲观的假设所束缚，通过预测可以认为，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会在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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