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特朗普税收改革立法通过 竞选承诺能否真正兑现？
2017年12月20日，历时八个月，几经波折，特朗普政府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也就是所谓的“税改法案”，终于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得到通过，美国即将启动30多年来最为重大的一次税法改革。此举是特朗普兑现竞选总统承诺的重要表现，也是其第一年任期中收获的重大立法胜利。该法案宣称可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吸引全球资本、促进投资与就业增长，但是多数专家认为该法案牺牲中产阶级利益，富豪和跨国企业成为最大收益者，且该法案在民意调查中得分不佳。美国减税引发全球连锁反应，部分专家预测短期内会在掀起全球范围内的减税潮，但是该法案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尚不明朗。
鉴于此，皮书数据库从美国税收制度、美国两党在债务问题上的分歧及影响、奥巴马时期美国“财政悬崖”危机、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经济政策、中美税费负担和生产经营成本的测算与比较、美国税改立法给中国税改带来挑战等角度，梳理库内智库报告，为用户提供解读美国税改立法对全球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
美国税法核心：1986年《国税法典》
美国的税法是一个极为繁杂的庞大体系。税法的核心是1986年修订的《国税法典》。这个法典厚达3000多页。主要包括各税种、税率、预扣制度、课税程序、税务行政、税务联合委员会等内容。在这部法典的基础上，还有一系列财政部发行的旨在对法典进行解释的税收规章，以及国税局处理日常税务问题时，对具体情况所作的税务裁决。此外，当税务纠纷提交法庭裁决时，法庭的决定也可以作为法律的根据。因此，这种依据自然也成为税法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也构成了税法的内容。
何家弘：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避税天堂为跨国公司提供逃税便利：美国公司税大量流失
美国财政部指出，截至2008年12月底，美国共有700多家跨国公司和银行利用避税天堂逃避纳税人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前100家最大型企业中就有83家在避税天堂有子公司，有的称之为“金融私密辖区”。而这83家公司中有74家在2007年手中握有政府合同，拿到国家好处却逃避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其实，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天堂规避税收早已成为其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有不少公司跨越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将避税天堂当做偷漏税和逃避监管的操作平台。公司税流失一直是美国政府头疼的问题。
根据2004年的统计，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为7000亿美元，缴税金额只有160亿美元，相当于税率只有2.3%。50年前，公司税占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23.2%，而如今根据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预测，2010年的公司税仅占联邦收入的7.2%。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在2008年预计美国每年由于避税天堂损失的税金在1000亿美元以上，美国公司在离岸滞留的海外利润为1万亿美元。
辛乔利：纽约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国际部高级调研员，中国建行报特约撰稿人。
以减税促企业科技创新：美国政府重视高技术企业发展
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比较重视技术创新工作，这对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发展社会经济是有益的。美国政府通过改变所得税率，减税和免税等财政措施间接地为企业的科技进步提供各种津贴和优惠，鼓励研究与发展，刺激私人投资，推动工业技术创新，发展国家经济。
1981年美国颁布的《技术革新法》提出了加强合作研究的有限伙伴概念，1984年用这种形式为工业研究开发约筹集了10亿美元资金。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税收法修正案》对研究开发活动的减税范围多集中在高技术的投资方面，这有助于企业增加研究开发经费，降低企业的研究开发成本。在美国创业的新科技型企业，特别是高技术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风险资本投资发展的，实际上美国是世界上风险资本投资最发达的国家。风险投资公司是那些期望获得巨额利润的风险投资家和需要资本的风险企业家之间的一种资金桥梁。高技术企业家和科学家虽然掌握了某些有发展前途的科研成果或专利，但他们缺少建立公司所需的资金。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投资，采取了果断措施降低风险投资的税率，具体做法包括：投资额中的60%免除征税，其余40%仅征收50%的所得税，结果风险投资的税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49%下降到20%，美国风险投资额自80年代初期开始，大约以每年46%的幅度激增。
周小兵：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
制造战略地位上升：以减税促制造业复兴
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数据表现抢眼，制造业复兴已经被视为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人们要求政府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本文作者通过对近年来制造业政策的分类解析，认为美国支持制造业应采取干预较少的“制造业战略”，而非更强干预的“产业政策”。在大选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健康”发展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向美国民众表示“我们拥有一个巨大的机遇，在此刻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并承诺针对制造商的特殊税收减免和其他联邦政府支持。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瑞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承认美国制造业部门确实存在成本劣势，并提议取消联邦公司税。另外，根据2011年美国制造业联盟（AAM）针对选民的调查，90%的受访者认为“加强制造业”对于美国而言“最重要”或“非常重要”。但是美国制造业部门中流行的观点却与其最近的经济表现不相匹配。
2010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制定了一个基于产业/部门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国家竞争力。这个框架是用来协助各国政府为支持全球竞争型产业制定最有效的政策的。根据MGI的研究，公共政策干预程度以“放手不管”为一端，即政府的工作仅限于制定必要市场制度，例如“设定基本规则和指南”以及“构建促成者”（enabler），此所谓“制造业战略”。干预的另一端是政府成为部门中的中央操作者，例如“扭曲竞争市场”，“扮演主要的参与者”，即“产业政策”。
因此，我们认为21世纪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应通过营造鼓励创新、研究和投资的贸易、税收和管制环境，专注于塑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证实美国的“制造业复兴”即将到来。同时，精心设计的制造业战略能帮助“重建产业公共设施”，并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添砖加瓦。
税收观点存在分歧：税收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筹码
在经济社会领域，共和党更相信市场对效率与社会公正的调节作用，主张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力主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发展，反对通过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水平促进社会公正。与此相对立，民主党则认为提高高收入者税收水平与适时适度的社会福利政策是通过政府干预弥补市场调节不足的必要方式。作为对共和党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的反动，新政及以后几十年的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目标实践带来的弊端虽然迫使两党由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两端向中间靠拢，市场干预与政府调节程度高低之争仍然成为两党理念的区别。然而，这些理念差别与两党实际代表的政治利益结合之后，政治争斗的张力导致双方难以妥协。在财政税收政策上，增税或减税、确定征税对象范围、税率高低等内容都成为政治博弈的不同侧面。
刘辉：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齐皓：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2年美国“财政悬崖”危机：增税减支组合拳
“财政悬崖”这一概念最早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的。2012年2月7日，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指出：2013年1月1日，美国刺激经济的几项措施，即税收优惠减免、薪资税减免、失业补偿措施延长等均将到期，如果两党不能在之前达成共识，则“自动减赤机制”便启动，届时将增加税收5320亿美元，削减政府开支1360亿美元，政府开支的突然减少，将使支出曲线呈现出悬崖状态。
2013年1月1日，两党终于达成并签署协议。该协议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第一，增税。提高年收入高于40万美元的个人或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所得税率，从35%提高到39.6%；遗产税税率从35%调高至40%，起征点从512万美元以上降低到500万美元以上；将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资本利得和股息税从约15%上调到约20%；结束所有工薪阶层享受了两年的薪资税减税优惠，薪资税率将从4.2%回调至6.2%。第二，减支。将政府削减1090亿美元开支计划推迟两个月，减支范围涉及军事、教育、基建和福利等领域。
从增税方案看，提高增税起点不涉及99%的人群，但由于薪资税减税优惠的取消使得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税收支出比之前一年有所增加，而且因为不是为刺激消费对所有人群降低税收，因此该政策只可能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方面产生一定的效果，而不能对消费增多、就业岗位增加作出贡献。
从减支计划看，虽然涉及开支减少的项目主要在军事、教育、基建和福利等领域，却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为增加就业正在实施的第四次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而无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东移、重振制造业、新能源发展战略，还是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等，都需要政府除了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外，还应适当地投入一定的财力予以资助。为了不使因支出突然大幅度地减少影响就业岗位，未来达成支出削减计划应该是幅度不大的、渐进的。
美国“财政悬崖”危机给了我们如下启示。
林珏: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英国Warwick大学全球化区域化研究中心(CSGR)、加拿大UBC亚洲研究所(IAR)客座教授。
特朗普履行竞选诺言：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
2016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理念和口号之间存在差异，希拉里倡导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特朗普则倡导小政府、低税收、减少监管。
特朗普执政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现在的美国已经难以按原来的思路发展下去了。尽管一些大城市比如纽约、洛杉矶等有一些人不太支持特朗普，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经济政策对美国还是相对有利的。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只有2%多一点，2017年一季度，或者未来一段时间，能够保持2%就不错，3%对中国来说压力很大。减税、投资基建将带来显著的财政刺激效应，经济将提振，利率和通胀率将走高，但也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潜在风险。预计2018年经济增速可能达2.3%，通胀率达2.4%。
对中国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贸易的影响，需要注意，特朗普的政策会在一些特殊的产品，尤其是与政府相关的产品领域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产生负面影响；二是汇率操纵，汇率操纵确实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好是双边进行谈判，避免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三是全球化，美国有退有进，对中国也是有利有弊的。
宗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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