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G20汉堡峰会前瞻：“塑造联动世界”构想能否开启全球治理新局面
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发，奠定了2017年“不确定”的新常态。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全球化”政策的逐步深入，全球治理形势愈发扑朔迷离。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提出了“中国药方”，并倡导“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而本届峰会则继承这一理念，“塑造联动世界”的主题再次展现国际社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期许。在金融危机时代，G20各成员国的经济复苏步伐不一，经济政策选择出现了分化，这就导致G20在协调各成员国经济政策方面举步维艰，决策能力明显下降。不仅如此，美国升级G20的战略目的是将新兴经济体纳入其规则和框架之内，让它们分担其不堪重负的国际责任，重建并强化其国际领导力，这使得G20对美国行为缺乏有效制约。更重要的是，从全球治理的需求看，G20应该成为长效体系，但G20目前的框架只是一个临时体系，仍然体现出强烈的“临时性磋商机制”性质，缺乏实体化、约束性和执行力。
G20汉堡峰会将会对全球经济、贸易、金融、财政等传统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还将难民、气候保护、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面临的新挑战作为议题。鉴于此，皮书数据库梳理G20与全球治理相关文献，从G20机制的优势与不足、特朗普“反全球化”政策与全球治理、中国与G20、全球贸易自由化前景、应对气候变化、欧洲与难民问题等主题帮助用户更好解读当前全球治理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
G20已占领全球治理的新高地，但内在缺陷制约其发展
（一）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作用在加大
G20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有利于优化国际金融体系。可以预计，如果G20各个经济体能够密切合作，那么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制定的“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平衡增长”的目标是基本上可以实现的。作为当前世界令人瞩目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机构，G20对稳定世界经济，推动全球经济向“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方向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对世界发展议程的引领角色凸显
G20成立之初，主要目标是加强金融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为核心目标，关注范围相对有限。但是从2010年韩国首尔峰会开始，G20越来越多地关注世界发展问题，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国际贸易与投资、基础设施、反洗钱、气候变化等领域，G20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发展问题也成为与金融安全相并列的核心议程。它极力倡导以创新、包容的新思维为当前世界发展困境找到新的出路。
（三）对经济体成员的规范性效应在增强
G20本身是一个在合作与博弈中形成的国际机制，它形成了一系列规则并为各个成员所公认，这对成员和非成员均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有学者观察到，作为全球顶级多边经济论坛，G20已经演变为规范性竞争的关键场合：不但那些支持G20政策的经济体成员一般会提升宏观金融规则和监管程序的有效性，经济刺激战略的协调性，而且非G20成员比如新加坡也会自觉加强与G20的联系，并主动加强本国经济政策与G20的协调性。实践证明，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一种新兴治理机制，G20遵守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国际公认规则，它所有的经济体成员提高了国内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加强了国内金融体系，这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陈迎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与以往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可以放弃的目标至少有以下方面：第一，以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构建的多边主义成为其全球霸权的支柱。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开始逐渐放弃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主义，转向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主的区域主义。由于对经济全球化所持的否定立场，特朗普政府从区域主义开始转向单边主义。从上任起，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退出TPP，对已经实施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重新谈判，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总体来看，美国将会以单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以“美国优先”取代经济全球化。第二，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原则。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取消了划线原则，或者只以商业利益为划线的原则。按照其犹太—基督文明开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美国的划线原则有可能会选择两个标准：一是文明形态标准，即是否属于西方犹太—基督文明；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标准，即是否遵从所谓的开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以文明划分、发展模式划分替代意识形态划界从根本上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第三，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美国的（短期）国家形象。长期以来，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性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机制，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多边主义、区域主义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等等。在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将可能放弃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做客观上会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尤其是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现象，但其坚信待“美国再次强大”之后，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会更加坚实。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G20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为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
G20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为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G20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供了平台；G20推动了长期停滞不前的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提高了中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中国可以进一步从内部影响并引导IMF的职能改革，维护发展中国家和自身的利益；G20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澄清事实、塑造形象的平台。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要继续推动G20的机制化建设，增强G20机制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要通过G20机制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维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合作发展、稳定发展，建立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黎兵：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全球贸易增速正由正增长模式进入下跌模式，整体处于惯性下跌状态中
根据WTO的统计（见下图），全球贸易规模2011年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态势之后，全球贸易的环比增长率进入下跌趋势。也就是说，2011年之后，全球贸易规模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速在一年一年减缓，终于环比增长率在2015年出现了负值，年度全球贸易增速停止增长并出现负增长现象。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速进入调整阶段，进入回调模式。
据WTO的统计数据和预测，如下图所示，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为2.8%。其中，出口方面，发达国家为2.4%，发展中国家为3.1%；进口方面，发达国家为3.5%，发展中国家为2.9%。2015年，全球贸易量环比增速为2.7%。其中，出口方面，发达国家为2.8%，发展中国家为3.2%；进口方面，发达国家为4.6%，发展中国家为1.1%。2016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下降0.3%，其中第一季度同比下降1.1%，第二季度仅微弱增长0.3%，均低于预期。9月下旬，WTO发布的最新贸易展望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将下降1.7%，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其中，出口方面，发达国家将为2.1%，发展中国家将为1.2%；进口方面，发达国家将为2.6%，发展中国家将为0.4%。同时，WTO预测，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为1.8%～3.1%。其中，出口方面，发达国家将为1.7%～2.9%，发展中国家将为1.9%～3.4%；进口方面，发达国家贸易增速将为1.7%～2.9%，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速将为1.8%～3.1%。
总之，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仍在惯性下跌，极有可能迎来连续低于全球经济增速的第5个年头。而且，预计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还将处于下行中。
徐长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G20机制中，全球贸易与投资问题被忽视
关于反贸易保护主义，其实G20峰会每届都提出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而且获得了所有G20成员国的赞同。G20还会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贸易领域的不同利益，促使各成员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进行贸易领域的合作。
G20峰会多次呼吁完成多哈回合的剩余谈判议题，然而这些议题被外界认为形式多于实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在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和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之前，G20没有认识到迅速增长的区域贸易协定及其重要性，没有体现出就国际贸易体系面临的真正挑战进行讨论的意愿。G20作为一种对话机制，更多集中于首脑级的治理框架，没能解决如多哈议程谈判中涉及的问题。G20机制中，全球贸易与投资问题被忽视实际上表明了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遇到的尴尬局面。贸易对各国经济带来的经济效应显著，然而近些年，多边贸易体制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地实现较大突破。多哈回合的僵局已经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各国政策考量中的地位。因此，取代多边贸易机制的是世界各地区涌现出的区域贸易安排。截至2016年10月，WTO收到超过600个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其中有427个已经生效。至少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构机制已无法适应新的全球贸易环境，无法有效地通过谈判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推动全球贸易。
李天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严重阻碍着国际气候合作
气候问题政治化加剧了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国际气候谈判面临更大阻力。“政治化”是一个用于描述非政治问题受政治因素控制和影响的发展趋势的术语。气候变化最初是一个大气环境科学问题，但鉴于它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因而“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但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的深入，气候变化问题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博弈。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借应对气候变化来控制或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是维护和争取国际发展权的斗争，是一场国际权力的较量，是“政治层面”的斗争。为了在即将形成的国际气候格局中占据领导地位和国际舆论道义的制高点，不少国家将气候问题作为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筹码，加大气候外交的力度。欧盟利用其环保、新能源产业上的技术和资金优势，以及在国际气候履约中的良好声誉，不但在产品标准、贸易和投资方面力求为全球制定欧盟版标准，而且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减排和资金问题阻碍着国际气候谈判，有效的国际气候协议进展艰难。在为减缓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减排协议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资金、责任与成本分担的依据问题“已成为每一次国际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谈判的中心议题”，双方在此方面的分歧，成为达成有效气候协议的重大阻力，致使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有效气候减排协议难以达成。即便是艰难达成的协议，履行中也面临重重阻力。1997年通过了限制发达国家2008-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虽然四年后即2001年通过了执行《议定书》的一揽子协议，即《马拉喀什协定》，但由于世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美国的退出，以及俄罗斯等大国的犹豫不决，《议定书》直到2005年2月才生效。而2012年后的《议定书》二期减排谈判更是步履艰难。2009年，被寄予厚望的“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次机会”——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只产生了一个没有被缔约方大会通过、也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会议后，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更加艰难。直到2012年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暨《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上，为避免第一承诺期在同年年底到期后全球碳减排协议出现“空窗期”，会议在最后一刻通过了一揽子决议，宣布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由于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表示不参加，从而使得艰难达成的决议实施前景十分悲观。
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难民危机严重影响欧盟社会生态
近两年来，欧洲各国所遭受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对欧洲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社会生态不断恶化。这些恐怖主义事件多发生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合，而且多在重要节庆活动期间，原本喜庆的时刻却因恐怖袭击的发生变成惨痛的悲剧，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欧洲民众所造成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对欧洲社会的负面影响极具渗透性和破坏力。诸多证据表明，2016年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袭击如今与难民和非法移民存在各种关联，这使欧洲民众对他们的排斥日益强烈。恰如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s Zeman）所言，如今“几乎没有人不怀疑移民潮与恐怖活动之间有关联”，由于难民群体中包含大量的穆斯林，在欧洲各国“安置穆斯林和难以相互融合的移民就意味着埋下了滋生恐怖活动的种子”。德国科隆、汉堡等地在2016年初接连发生的大规模性侵事件和暴力骚乱成为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政策转折点。
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危机，欧盟提议到2021年之前拿出80亿欧元专项资金，用于同难民和移民来源国开展合作，阻止无法掌控的非法移民涌入欧盟。为更加有力地应对欧盟外部边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和非法移民等挑战，2016年10月6日欧盟在保加利亚成立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取代了原先的欧盟边境管理局，并在职能、经费、编制和装备等方面进一步充实了其综合应对能力。
张金岭：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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