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特朗普高调退出《巴黎协定》 全球气候治理或陷入低谷
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称“该条约对美国经济和主权构成严重威胁”。特朗普指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巴黎协定》的本质是施加在美国商业和工业上的不平等条约，阻碍美国产业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不利于经济振兴和促进就业。他已联系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的领导人以寻求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这一举动彰显特朗普“美国先行（America first）”外交策略的强势，他承诺将目光放回国内，拒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环境治理的经济援助，与奥巴马的气候外交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加入《巴黎协定》被视为奥巴马时期重要的政治遗产，并得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此次特朗普却选择高调退出《巴黎协定》，其退出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美国的退出是否会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是否意味着美国放弃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导地位？“去气候化”政策能否被视为逆全球化浪潮的体现？
鉴于此，皮书数据库精心选择库内研究文献，从《巴黎协定》进步与局限、全球气候治理、清洁能源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奥巴马气候外交、特朗普气候政策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为理解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提供更多思考空间。
进步与局限并存：《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
《巴黎协定》存在如下缺陷：
1.发达国家减排责任相对弱化在巴黎会议上，发达国家拒绝接受量化的减排责任，最后各方根据“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原则自愿做出减排承诺。也就是说，《巴黎协定》所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是以政治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它能否有效执行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普遍认为这一协定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以至于恐怕难以达到它所确定的全球减排目标。
2.发达国家出资义务难以落实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减缓与适应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是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应尽的义务。《巴黎协定》实际上弱化了发达国家的减排和出资责任，这种责任由《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必须”变为现在的“自愿”，且未能对发达国家设定量化的出资目标。可以说，尽管《巴黎协定》重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区原则”，但发展中国家在巴黎会议上与发达国家就此原则展开的谈判实际上是“失守”了。
3.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的全球协调一致性仍未解决《巴黎协定》前全球气候治理在结构上形成了以《公约》机制为核心，分散化、网络化的“制度丛结”，在主体上走向了以主权国家为主、公共主体和私人主体的多元化“共治”；在过程上呈现科学研究、政治安排、市场行为三个环节的循环互动。虽然参与的主体不断增加，气候治理主体也嵌入许多多边、双边议题中，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日益活跃，但其解决全球协调一致行动、释放减排需求、形成有效减排供给、防止碳泄漏的能力还非常有限，效果与气候变化危机的严峻形势极不匹配，应继续进行创新转型。
张焕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黄永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
许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庞晓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
气候治理作为全球议题的特殊性：全球性思维、本土化行动
全球气候治理中涌现出许多“包括政府间规制与超政府规制的结合、公私合作体制以及私人权威与自我规制的形式”在内的“联合了公共与私人的力量”的多样性制度结构，被喻为“遍布全球的星云”。尽管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主体多、管辖覆盖面广，但是这些制度高度分散，没有可辨识的核心，不同的体制元素之间只有很弱的联系或根本没有联系。事实上，气候变化领域根本就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紧密相关的国际制度，相互之间的协调非常薄弱。更何况，各种制度所获得的支持来自众多履行各项不同职能的国际组织。目前，超过200个国际环境协议都存在也许可被称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低效率”的问题。
“全球化思维”就是要强化以全球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指导。全球气候治理体制面临挑战，更深层次地反映出现实的世界格局及其主导规范与全球性问题解决之间的严重困境。众所周知，世界各国，不论其发达程度、国际地位，还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都无法逃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危害，特别是近些年，地球生态系统破坏、极端天气频发等，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如果气候变化不加阻遏地发展下去，人类社会无疑在进行着慢性自杀。所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如果不秉持全球正义和全人类利益观念，而固守个体利益，将不会有真正的赢家。气候问题表面上是生态环境问题，其实质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又演变为政治问题。今天，在世界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威胁情势下，基于个体功利的价值观应该让位于基于全球正义的价值观念，让占领道德制高点的价值追求不仅成为各国和各个机构的政策目标，而且也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风尚。国际社会只有以公平与正义价值观为引导，才能照顾到弱势群体，才能体现时代的进步性，才能有助于保护世界生态环境和资源。
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化石能源替代不可逆转，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持续增加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推动和努力下，20世纪70年代至今，清洁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供应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1973年，全球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为6100百万吨油当量（Mtoe），其中，清洁能源所占的份额为13.3%左右（生物燃料约占10.5%，水能约占1.8%，核能约占0.9%，包括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在内的其他清洁能源约占0.1%）。而到了2013年，全球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为13541百万吨油当量，其中清洁能源的份额约增加到了18.6%（生物燃料约占10.2%，水能约占2.4%，核能约占4.8%，包括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在内的其他清洁能源约占1.2%），与1973年相比，约增加了5.3个百分点。
清洁能源发展的种类方面，在1973～2013年的40年间，核能发展速度较快，其占全球一次能源供应的份额从1973年的0.9%增加到2013年的4.8%，份额增加超过4倍。水能占全球一次能源供应的份额则从1.8%增加到2.4%。与多数清洁能源份额增加的情况不同，在1973～2013年的40年期间，生物燃料在全球一次能源供应中的占比反而略有下降，从10.5%小幅降低至10.2%。而包括地热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其他清洁能源则有了较大程度发展，其占全球一次能源供应的份额从1973年的0.1%增加到2013年的1.2%，40年间份额增加了11倍。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按照当前的全球气候政策，如果要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稳定在450百万分之一（ppm）二氧化碳当量的水平，预计到2035年，清洁能源占全球一次能源供应（约为14870百万吨油当量）的比重需要大幅度增加到38.1%左右。其中，核能的份额需要增加到11.2%，水能的份额增加到3.5%，而包括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在内的其他清洁能源的份额需要增加为23.4%左右。
徐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博士后，福特基金会国际学者（2010年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Rajawali学者（2010年度）。
奥巴马将清洁能源经济视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其清洁能源产业密切相关。奥巴马将清洁能源经济视为美国经济复苏、维系其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政策手段，意在促进就业与新产业发展，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以此寻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太阳能与风能的电力生产，供应经济增长所需的电力。在美国历史上，奥巴马政府对清洁能源投资最多，包括成千个风能和太阳能项目、对能源技术项目的贷款、对电池及其他先进汽车技术的投资、对燃煤电池大规模碳捕捉与利用的支持。在联邦政府层面上，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具体而言，美国为汽车和卡车设立了历史性的新燃油经济标准，以能源效率提升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升了联邦政府设施的可持续性。自奥巴马执政以来，清洁能源大幅增加，其中风能增至3倍，而太阳能增加了30倍。
白云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环所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思想与国际理论、中国对外战略与全球气候政策、国际组织与发展金融、国家安全与政治经济学。
奥巴马通过积极的气候外交，在重要国际机制中引入气候议题
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欧盟虽然率先登上世界舞台前沿，但缺乏持续担任主角的能力；新兴经济体因其快速发展而备受瞩目，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取决于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美国由于受到内部政治制度的制约，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长期扮演“拖后腿”的角色，这种境况直到奥巴马执政才开始改变。奥巴马公开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与外在体现。奥巴马执政初期的“领导作用”，主要是强调要提高清洁能源竞争力、促进清洁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奥巴马执政中后期的“领导作用”，直接体现在美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做的气候外交上。
为兑现美国的“领导作用”承诺，奥巴马政府不仅将气候变化塑造为国内政治议程中的优先议题，在美国国内不断推进气候行动，持续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贡献；而且，在国际上，美国凭借其排放水平、经济基础、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等，通过积极的气候外交，先后建立了若干有影响的新机制，并在重要国际机制中引入气候议题。气候议题已经进入奥巴马政府对外关系的中心区域，尤其是进入美中双边核心政治议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马政府的内外气候政策与行动已经将美国从先前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拖后腿者”转变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美国发挥的领导作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新动力，“催化”了《巴黎协定》的达成与生效。
赵行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气候与能源政策、全球气候与能源治理。
气候变化议题被特朗普边缘化，美国社会力量或成全球治理希望所在
回顾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可发现经常出现的论调就是“气候变化是谎言、骗局、瞎扯，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概念，旨在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全球气候大会是国际社会监管越界的例子，美国应取消《巴黎协定》”。2016年9月，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奥巴马在解决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问题，他将气候变化看作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很低，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值得我去解决。我不相信气候变化论的观点，除非有人证明给我看。”
基于这种认识，特朗普指责奥巴马政府为应对气候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与行动。他认为奥巴马《气候行动计划》中的“清洁电力计划是愚蠢的行为”，“环保署的很多政策限制让美国丧失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美国应该重整煤炭行业”。在特朗普发表的葛底斯堡竞选演说中，针对气候与能源问题指出：减轻对价值50万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储备，包括页岩、天然气、清洁煤的生产活动所采取的限制；减轻奥巴马和克林顿对能源基建项目所采取的限制，让诸如拱心石管道计划（Keystone Pipeline）等项目能够继续进行；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资助，并将这笔资金用于修复美国水资源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知识持续推广和普及，美国公众的气候灾难意识在提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对气候问题的接受度普遍很高，美国气候治理持续向前推进的民意基础广泛存在。与气候相关的环保机构和广大的非政府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美国各个层次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它们将是特朗普政府反气候主张的重要反制力量。而且，来自市场的推动力量也不容忽视，广大的商业机构已经开始积极探索低碳化甚至去碳化的商业化进程，像谷歌、苹果以及沃尔玛等大公司都分别采取了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亲气候”政策主张和具体实践，从而在业界形成一种很正面积极的榜样的力量。此外，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得到了军方的关注，这对美国未来持续推动积极的气候治理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刘元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美国经济。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35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