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朝核问题“常态化” 东亚安全面临挑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外交领域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朝鲜半岛核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近30年时间，近期内仍看不到彻底解决的可能性，足见其复杂性。特别是进入2017年以来，相关各方围绕着一系列的政治、安全热点问题，展开日趋激烈的战略博弈。朝鲜在近期试射导弹意欲何为？面对朝鲜“挑衅”，特朗普是否“动武”？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会对韩国内政外交带来怎样冲击？中国对朝鲜的新一轮经济制裁能否奏效？这一连串看似经意又无意的“突发事件”，耐人寻味。
鉴于此，皮书数据库挑选东北亚学术研究成果，对朝核问题的产生、“变质”、实质、现有解决机制及前景进行梳理，为读者提供破解朝鲜半岛乱局、维护东亚安全的线索。朝鲜：利用“核危机”和“导弹实验”开创战略新局面
冷战结束后，朝鲜在“南强北弱”的形势下，采取了新战略和新策略。所谓新战略，就是朝鲜采取了承认韩国“合法存在”的战略方针。具体来讲，就是：1990年9月，朝与韩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12月13日，朝与韩签订了《关于南北双方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所谓新策略，就是：朝坚持了“借美遏韩”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利用1994年“核危机”和1998年“导弹危机”来迫使美国“疏韩就朝”，并占据了朝鲜半岛事务的部分主导权；利用“能源不足”的事实来迫使美日韩成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并解决了核反应堆更新问题；利用韩国“恐战”心理迫使韩国推行了缓和政策，利用“战争赔偿”问题加强了与韩美对日本问题上的共同认识，并一致来遏制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加剧了美日矛盾，分散了美国对自己的战略压力。
在新战略和新策略执行过程中，朝鲜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①用“核开发”换来了“核反应堆更换”和战略主动权；②用“导弹开发”打开了“朝美关系新局面”。
高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所研究员，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研究专家。
朝核问题发生质变：危机“常态化”
危机之所以发生质变，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和韩国强烈地反对美国以军事行动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牵制了美国的强硬动武派。2003年，美国在没有找到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就强行对伊拉克动武。在美国出兵伊拉克之后，“谁是下一个打击目标”？正在秘密开发核武器但尚未成功的利比亚领导人感受到了“足够严重和可信的军事威胁”，决定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也曾走到了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边缘。为什么朝鲜没有像利比亚那样因为感受到威胁而放弃核计划？关键在于中国和韩国的反对。应该说，尽管初衷各异，在坚决反对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上，中韩之间是一致的。2003年是如此，2010年仍是如此，而且还将继续下去。比较麻烦的是，朝鲜把握住了中国和韩国的这一首要目标和底牌，对此有了基本的判断，就是：美国不可能打朝鲜，尽管并不是因为中国和韩国的保护，而是因为两国不希望在这里发生战争。六方会谈从危机控制方面较好地贯彻了中国和韩国的意志，阻止了战争的爆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使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因为朝鲜摸清了这一底牌，对其相当有利，在确知不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其他各方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几乎是白纸一张。
第二，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复杂经历，大大降低了美国在朝鲜动武的可能性。应该说，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摧枯拉朽、干净利索的，其推进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不少军事分析家的分析。正是军事行动的快速性和有效性坚定了美国强硬派要用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然而，军事行动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就是例证：尽管军事行动很快取得了胜利，但重建和平之路相当漫长和艰难，美国迟迟不能脱身。这一复杂经历直接降低了军事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能性。朝鲜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因此也判断美国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低。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韩国政治外交。
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实质：作为公共产品的安全保障不足
朝鲜核问题的出现和核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作为朝鲜半岛安全合作领域中的公共产品——安全保障的不足。在朝核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从问题的表面来看似乎是怎样使已经成功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正确对待核武器的使用，怎样确保朝鲜遵守《核不扩散条约》，避免核泄漏和核扩散，但其实问题的实质是谁来向及如何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谁来确保朝鲜的外部环境是和平与安全的。
在屡次的政治和谈中，谈判最大的分歧点集中于：第一，朝鲜要求美国首先承诺不侵犯朝鲜，给予朝鲜具有法律约束的安全承诺，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在此前提下才可能同美国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而美国同朝鲜谈判的前提是朝鲜首先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保证无核化；第二，关于何谓“无核化”的分歧，美、日、韩认为，“无核化”的地理范围仅限于朝鲜一国，对于朝鲜的无核化要求是：朝鲜不但要关闭核设施，并去功能化，彻底放弃核武器计划，还要拆除所有民用核设施；而朝鲜认为，“无核化”的涵盖范围应该是整个朝鲜半岛，即，不仅仅朝鲜“无核化”，而且韩国境内也必须实现“无核化”，包括美国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也要全部撤出。朝核问题的分歧点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于安全保障究竟谁先提供、怎么样来提供的问题，所有参与朝核问题解决的国家如果不能在安全保障这个事关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公共产品提供问题上达成妥协或者取得共识，不能找到具体、务实的解决途径，就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朝核问题，根除朝核危机。
李志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与亚太水资源安全。
朝核问题解决机制：“双边”与“多边之争”
以朝鲜为一方，以美国和东北亚国家为另一方的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边”和“多边”会谈方式之争尚无结果。即使达成协议，新的谈判方式运行后，也难免出现反复。六方会谈机制的受挫，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所以，应该考虑到朝核问题会谈可能采用的各种方式。
1.在多边会谈的框架内，美朝进行双边会谈这是美国主张的谈判方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7月26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只有（和朝核问题有关的）所有国家共同参加的六方会谈才是应对朝鲜的最佳方法。”言下之意是，美国只会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朝鲜举行双边会谈，但不会按照朝鲜的主张在放弃六方会谈的情况下另行举行双边对话。其实，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但目前朝鲜表示“决不参加六方会谈”，采用这种方式的难度较大。
2.采用以美朝直接对话为主，向各方通报双边会谈情况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如果形成的协议仅仅由美国和朝鲜签署，这种会谈方式实质上仍是“双边”形式，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反之，最后协议由六方共同签署，照顾到了美国的利益，但是未能照顾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俄罗斯通过参与解决朝核问题扩大其在东北亚地区影响力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日本通过解决朝核问题解决“绑架人质”问题意图难以实现；韩国希望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将成为空话。
3.缩小“多边”的范围一是由中、美、朝、韩四国举行会谈；二是日本退出六方会谈机制，三是重开中、美、朝三方会谈。
4.采用双边会谈和重启六方会谈目前，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朝鲜也因时度势，除再三表示与美国会谈外，做出了与有关国家改善关系的姿态，例如，释放了美国的两名记者和韩国现代集团的员工。近日，表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中友谊是朝鲜党和人民“不变的意志”。所以，不排除在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之后，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以及朝鲜做出重大让步之后，美国与朝鲜就核问题进行双边会谈。
王兵银：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俄罗斯研究、东北亚国家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朝鲜半岛安全困境与六方会谈
从现实情况来看，朝核问题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状态，进而阻碍了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最终确立。第一，相关各方在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朝鲜方面同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符合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但前提条件是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这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分歧。从朝鲜的立场来看，朝方无视核武计划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威胁，只是将核武计划视为免受他国威胁、实现“强盛大国”地位、维护政权体制加强国内的工具和手段。如果在核武计划取得初步规模的情况之下选择“弃核”，朝鲜为此付出的巨大的国家成本将会前功尽弃，从短期来看其国家利益将会严重受损。而东北亚各国则将朝鲜发展核武器视为是对各自安全利益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巨大威胁，因此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争取采取多种手段阻止朝鲜的“拥核”进程。不过，美、韩、日三国一味地将朝鲜视为是不安定的“邪恶”因子，极易无视朝鲜正当的安全利益诉求。最终，利益分歧导致朝鲜半岛问题各方更多关注自身的利益诉求，而严重忽略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建构。
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机制不应当只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多边谈判机制”，而应成为一种“危机应对机制”。目前，六方会谈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实现“功能升级”，加强建设六方会谈的“执行机制”。考虑到朝鲜半岛问题的历史现实状况，中、美、朝、韩四方应是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参与方，也可考虑采取六方会谈成员均参与的方式。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东亚安全与军备控制、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朝鲜半岛问题、当代中国外交、跨境公共危机治理。
“萨德”入韩搅动东北安全局势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进行核试验，不仅加剧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紧张和对立，强化了美、韩、日同盟，而且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提供了借口。众所周知，韩美两国私下里讨论“萨德”问题由来已久。由于该问题对地区安全高度敏感，韩国的立场一直比较模糊，但是，朝鲜第四次核试验显然促使韩国最终下定决心引入“萨德”。韩国的担忧自然有其理由，面对朝鲜在拥核道路上狂奔，如果还不着手全面提升防御能力，那么韩国的安全恐将无法获得保障。同样，面对民众的不满，韩国政府也要做出果断回应，不管“萨德”能否挡住朝鲜的核导威胁，但有总比没有强。对美国来讲，在韩部署“萨德”自然有其特殊意义。首先，“萨德”问题显然离间了中韩关系，推动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将美韩同盟捆绑得更加紧密。其次，“萨德”问题有助于配合东海、台海、南海形势，从多个方向对中国实施牵制和制衡。再者，“萨德”系统远远超出了韩国自身防卫的需要，美国将反导系统直接部署到中俄两家门口，打破地区战略平衡的意图不言自明。
王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战略、周边安全等。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合作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具有重大战略共识，即维护地区稳定和半岛无核化。朝鲜核武器化对地区和全球战略平衡将造成深远影响，因此中美在此问题的战略合作关乎地区安全和人类安全稳定。中美下一步合作目标不仅是反对朝鲜拥核问题，而是阻止核扩散或核武装化及小型化问题。将六方会谈机制过渡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联手防止核扩散，并建立东亚核不扩散监督和检查机制及常规性的危机应对机制。中美在朝核问题上不存在重大战略分歧，中美之间不再会因为朝核问题引发战略冲突。这是判断朝核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正呈现非零和博弈特征，拥有战略共同点和合作空间，甚至已经取得了某些战略默契。无论从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中美都必须进行有效合作。有些人总喜欢强调零和博弈，其实有些在以往可能是零和博弈的领域也完全可能转向非零和合作。如果中美能够在局部区域或在解决重大局部事件中实现有效的可持续的合作，将会增加信任，强化彼此的认同，将有助于全球战略协作关系的实现。目前中美战略合作存在两种模式。
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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