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草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角逐：2016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传统
2016年美国大选具有内外政策风向标意义。在美国民众对当前国内外诸多领域多有怨言的环境下，两党在竞选中都明显呈现分裂趋势，“反建制派”参选人意外成为左右选举走向的主要因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掀起的“特朗普现象”更是以“本土主义”和“反智主义”极端倾向回应着民众的诉求，并使他最终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58届总统。
特朗普的获胜能否被视为草根政治的胜利？两党轮换是否会引起美国政治的结构性变革？皮书数据库梳理库内关于美国大选及美国政治的研究文献，集中围绕2016年美国大选的独特性、美国政治传统、中美关系、TPP问题、移民及全球化问题等热门话题进行解读，为用户提供思考空间。
2016年美国大选的独特性
1.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首次开放式大选
在总统选举政治意义上，2016年大选是一次开放式的选举。这里的 “开放式”是指，总统大选中在任总统不能或不愿谋求连任、副总统也未参选，从而彻底向两党各参选人开放，提升了总统大选的竞争性与不确定性。自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同时参与总统竞选以来的40次总统大选中，开放式选举共有11次，其中19世纪下半叶6次，20世纪上半叶3次、下半叶1次。进入21世纪以来，2008年是一次开放式选举，距离上次开放式选举的1952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果计入2016年大选，21世纪的前16年已有两次开放式选举。如此密集分布，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的总统政治及其政策议程进入了延续性相对较低、变动性相对较大的历史时期。
2.“特朗普唤起了我们的心魔”
特朗普在“隐形初选”阶段保持民调优势，并在初选后又将优势转换为实际的选票和代表支持，堪称2016年总统大选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从选举环境、竞选基调、竞选策略、个人特质等维度加以探究，“特朗普现象”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美国当前多层次民怨情绪的、被媒体过度曝光助推的“反智主义”与“本土主义”的极端倾向。
第一，特朗普的“反建制派”非传统政治人物形象，极为迎合目前美国民众普遍对传统政治人物不满、对美国国内现状与国际环境不满、期待改变的竞选环境。事实上，2008年奥巴马当选就是凭借民众希望变革的诉求，其承诺实现变革，从而以相对资浅的非传统政治人物的定位当选总统。而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这种民怨情绪仍未得到完全释放，甚至与８年前相比，美国民众对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国际事务更为不安、焦躁甚至是愤怒，在对奥巴马失望的同时，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精英更远的 “反建制派”参选人能够切实实现某种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2016年的特朗普面对着与2008年奥巴马获胜相似的民意氛围。但与2008年奥巴马竞选时面对民怨的正面承诺不同，特朗普的竞选主线是偏执地利用乃至煽动选民的负面情绪，所传达的是恶化民怨氛围的极端信息。正如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放弃参选意向的公开信中的评价，“特朗普唤起了我们的心魔”。
第二，特朗普的竞选基调以“本土主义”为主线，回应美国民众的民怨情绪。所谓 “本土主义”即主流人口对被其视为外来威胁的少数“他者”群体的恐惧与排斥。虽然其有悖这个移民国家所标榜的“美国梦”，但与“反智主义”类似，“本土主义”倾向也可追溯到建国前的殖民地时代，并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当中。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英国殖民者自视为“真正美国人”，反而将土著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视为“外来威胁”。
刁大明：公共管理学博士、国际关系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中美关系。
美国政治传统
1.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政治
对于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美国学者大多视为积极的因素，托克维尔曾经认为，“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公民之所以结社，首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于感动多数的论据，因为他们总希望把多数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的名义掌权，因此，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而其手段则是合法的。由于它们只想依靠法律取胜，所以一般都讲真话”。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实现公民参政的重要途径，当代美国政治学者威廉•基夫即认为，“利益集团不是政治体系中被取缔的集团，重要的是不仅承认它们所造成的问题，而且要承认它们的贡献。第一，它们代表公民的意见。第二，它们履行教育的职能，把政府的情况告诉公众，又把集团及选民的意向告诉政府。第三，它们对政治程序贡献想象力和活力。第四，它们是分析公共政策的专家。第五，它们进入决策程序有助于形成作出决定所需的多数。第六，它们对政府活动的注意，会改善官员们慎重思考其决定的前景”。
刘杰：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文学博士。
2.美国左翼政治
美国学术界和政界的保守主义者往往以美国左翼思想是由欧洲传入这一历史事实来证明美国缺乏左翼传统，事实上，这是似是而非的论调，是个伪命题。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价值观的几乎所有方面的传统都是移民带来的。美国的传统在于：把外来之物与美国具体环境相结合，生根发芽，烙上美国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毫无疑问，美国左翼政治文化也是移民带给美国的礼物。
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最终发展为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深刻揭露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的种种弊端，为满足人口中极端富裕的极少数人的欲求而牺牲绝大多数人利益是其核心症结所在。经济危机和严重社会不公引燃了政治与社会危机，这为左翼再掀社会抗议运动浪潮提供了契机。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之火最先在美国纽约点燃，美国左翼在这场运动中再次高扬起自己的旗帜，成为全球聚集点。
吕庆广：中华美国学会会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国际美国研究网络（ASN）会员，长期从事美国政治文化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美关系
1.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外交立场对中美关系的确存在颇多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曾多次毫无依据地公开抨击中国。在其竞选网站上，特朗普还专门设置网页来介绍所谓“改革中美贸易关系、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政策主张，制定了包括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终止中国知识产权滥用、消除中国的“非法出口补贴”等不公平优势、降低公司税到15%以提升应对中国竞争力的能力、通过终止多余项目以及推进经济发展等方式减少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以及强化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等一系列政策来应对中国。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共和党人，特朗普不主张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势存在、不主张为保护日韩等盟友安全进行资源投入、不主张介入钓鱼岛争端等一系列立场，也可能将有助于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改善。但其前提是必须清楚，特朗普的这种论调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付诸实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虽然还是延续了在经贸、就业、南海事务以及网络安全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的论调，但也发出了类似于“需要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强大而聪明的美国将在中国找到比如今更好的朋友”等的相对积极的信号。这些微妙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特朗普在决策上较为务实、追逐实际利益、存在交换空间的商人性格。
这样看来，任何一党的新总统上台都较为可能出现在对华政策上示强的局面。在总统政治周期意义上预估，中美关系可能会延续所谓“低开高走”的传统走势，甚至此次开局可能会“走得更低”。
刁大明：公共管理学博士、国际关系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中美关系。
2.美国气候政策与中美双边关系
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显然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影响和塑造。尽管奥巴马政府强调气候变化行动中的“整体政府”方法以及跨部门协作，但是美国气候变化行动仍受制于美国联邦政府各自为政的政治框架。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美国政治经济中的这些意识形态、结构和公私对立，大大限制了美国政府实施连续有效的全国经济战略的能力。”由此来看，美国未来气候变化政策仍将受制于国内意识形态之争、联邦政治体系以及公私对立与伙伴关系的变化。
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气候议题仍将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心议题。共和党人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领域的沟通与协调必然受到一定的阻碍或制约，有碍于《巴黎协定》的落实。鉴于中国崛起的战略性影响，美国下一届政府很可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双边气候合作，将其作为平衡中国崛起的一种战略或手段，但是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仍可能是中美两国伙伴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云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环所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思想与国际理论、中国对外战略与全球气候政策、国际组织与发展金融、国家安全与政治经济学。
TPP问题
1.TPP竞争规则与美国主导全球治理的立场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初选在各州展开以来，2015年10月达成的TPP因成为候选人拉票的重要筹码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由于面临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对力量，2016年TPP极有可能难以在美国国会顺利通过投票。但是，无论TPP的前景如何，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通过自贸协定引领竞争政策与竞争中立规则。通过主导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的谈判，美国将着力引导全球竞争规则的制定，为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以及其他国家树立标杆，引领全球新贸易机制的构建，积极应对具有强大国有经济的中国的挑战，拓展美国商业利益，获取战略收益。进一步观察美国-韩国、美国-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等自贸协定，可以发现前述协定均含有竞争政策条款和针对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条款。协定有关条款细节虽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均要求以竞争中立原则约束国有企业，确保国民待遇、非歧视性待遇和透明度，在承认国家享有建立和维护国有企业权利的同时，要求政府不得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歧视。
苏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贸易与投资政策。
2.TPP非传统议题
下表对TPP非传统议题中美国长期涉及而我国尚未涉及的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
李大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移民及全球化问题
1.伊朗裔移民影响美国对伊政策
美国是伊朗海外移民最大的聚居地，美籍伊朗人被认为是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在美国社会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9•11”事件后，美籍伊朗人开始参与到美国政治进程之中，并形成了成熟的政治游说组织，他们通过舆论支持和政治资源动员对重启伊核谈判与达成最终协议起了促进作用。
PAAIA主要通过提供美籍伊朗人民意调查报告来支持伊核谈判。从2013年开始，PAAIA开始发布美籍伊朗人对美伊关系看法的调研报告。在2013年的报告中，68%的人支持在伊核协议达成后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只有15%的人赞成反对伊朗现政权的组织和个人的观点；在2014年的报告中，40%的人强烈赞成伊朗和伊核六国达成初步协议，62%的人赞成取消对伊制裁，66%的人认为在此次外交谈判失败后仍应继续尝试外交努力；2015年的报告中64%的人支持达成的伊核框架性协议，有41%的人认为在伊朗同意限制其核活动的情况下取消由伊核问题带来的对伊制裁，而只有23%的人反对；在2016年的报告中更是有65%的人支持所达成的伊核协议并且有77%的人认为伊核协议的达成将会改善伊朗同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PAAIA提供的数据经常被其他美籍伊朗人组织和支持伊核谈判及伊核协议的新闻报道所引用，成为美籍伊朗人支持伊核谈判及伊核协议的有力证明。
刘岚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
2.美国移民法与“企业家居民”计划
美国现有的移民法制定于1952年，作为美国移民的根本大法，其内容庞杂繁复，不乏过时的法条及与现实脱节的地方。外国人才与投资人移居美国渠道不畅即为一例。美国现有移民法无法满足外国企业家人才与投资人移居美国的需要。过去十年，美国政府曾数度试图推进综合移民法改革，但因行政当局、国会与民间均过度强调非法移民合法化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问题，皆无果而终。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局试图通过“穿旧鞋、走新路”的办法，期望在现有移民法的框架内疏通企业家和投资人移民的渠道。
2011年10月11日，美国移民局宣布实施一项名为“企业家居民”（Entrepreneurs in Residence，EIR）的计划，旨在为外国企业家及创业者提供一条清晰一致并与现代企业运营环境相符的移民及签证途径，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拓宽了外国企业家、创业者及投资人的移民和签证途径。比如说，“企业家居民”允许在美国创立公司的外国企业家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为自己申请H-1B工作签证。再比如，尽管移民局没有明确将投资移民（EB-5）纳入“企业家居民”的框架，但放松对投资移民的某些限制，使投资移民的数量大幅增长。
尽管美国每年吸收大量移民，但移民结构失衡现象突出。过去十年间，每年大约有100万外国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其中，2/3是通过家庭关系，只有14%是美国经济发展所亟须的职业移民，而这14%中只有很少比例的企业家与投资人移民，这无疑影响到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宗坤:法学博士、哲学博士，美国刘宗坤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研究员，美国联邦法院及伊利诺伊州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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