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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的“中国药方”：精准把脉世界经济，直面发展难题

来源：皮书数据库作者：发布时间：2016-09-05

　　导语：二十国集团（G20）起源于1998年八国集团在华盛顿召开的财长会议，性质上属于政府间国际经济合作论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11个新兴经济体和欧盟的加入，成员扩大为20个，包含全球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作为当前全球最重要的多边合作论坛，G20承载了世人太多的期望，以致近年来享有“全球代议机构”（Global Legislature）或者“全球指导委员会”（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之誉。

　　2016年，中国成为G20轮值主席国，反映出它在从一个区域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过程中，逐步熟悉甚至精通国际多边主义规则，其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明确。在本届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推动新一代全球治理制度的完善贡献“中国药方”，展示责任风范。

　　面对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必须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皮书数据库以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创新发展方式、全球金融安全网、投资贸易自由化、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关键词解读本届G20峰会，全面解析中国带给世界的“中国药方”。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才能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

　　张宇燕、姚枝仲：国际经济政策历来具有政治化的特点。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时会导致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与外部世界高度对立，更多的时候是导致没有国家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当前国际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危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能引起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竞争性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二是无法推动国际贸易多边谈判，无法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有效改革，难以形成有效地解决重债国债务问题以及全球债务水平高企问题的方案；三是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协定在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形成新的壁垒。

　　田慧芳：G20站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高点和最前沿位置，引领全球经济的方向。从议题上看，历届G20峰会在一些长期议题上具有延续性，比如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贸易自由化、能源、发展等。另外各国会根据形势变化和自身提出一些新兴议题，如自然灾害管理、气候融资、基础设施投资、中小企业融资等。从机制上看，G20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多层次沟通对话机制（见下表），不断发挥和完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来源：《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张宇燕：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

　　姚枝仲：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

　　田慧芳：经济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创新发展方式，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打开增长之门，才能不断挖掘增长动能。

　　G20国家创新竞争力黄皮书编委会：当前，全球创新正加速推进，并深刻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极大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层出不穷，正在引发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智能材料与3D打印结合形成的4D打印技术，将推动实体经济领域传统生产模式的巨变，引领工业生产从大批量集中式生产向定制化分布式生产转变。新产品、新需求和新业态的涌现也将极大地改变产业结构和社会形态，为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各个国家正在加快创新的步伐，并围绕着创新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将推动全球创新格局的深刻调整，创新中心也会呈现出从以欧美为中心向北美、东亚、欧盟等区域扩散。全球创新格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不断提升国家创新竞争力，才能在未来的创新浪潮中立足，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提升国际地位。

注：圆点越大表示创新竞争能力越强。

数据来源：G20国家创新竞争力黄皮书系列。

　　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才能夯实机制保障，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高望来：G20能否在各种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竞争中发挥其制度优势，形成制度信誉，这需要主要成员国的努力，它从根本上取决于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在权利和利益上能否达成妥协。而根据曼瑟·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一个国际组织，成员越多、政策偏好越分散，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制度效率也就越低。G20在2010年两次峰会的成果就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危机之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将进入一个更加“弱”的制度时代。因此，G20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以在发挥容纳更多新兴力量优势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因成员国过多而造成的“议而不决”劣势，这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治理的重大考验。

　　高望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羌建新：对银行体系过分依赖，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是亚洲国家金融体系普遍存在的重要结构性缺陷之一。尽管亚洲地区的储蓄率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是由于债券市场发展相对落后，一方面导致融资结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另一方面也导致亚洲国家无法使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这样亚洲金融体系面临着双重风险，即银行体系以短期存款支持长期项目融资的期限错配和外币借款支持本地项目融资的货币错配。

　　亚洲地区庞大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引致的亚投行的巨大的融资需求，使得亚投行可以成为本地资金的有效承接者和亚洲债券市场的有效发债主体，从而有利于亚洲债券市场广度、深度和流动性的提高，而亚洲债券市场广度、深度和流动性的提高，又有利于吸引其他融资主体和投资者的进入，从而形成亚洲债券市场的良性循环。因此，从长远来看，亚投行的建立、运营，将会给亚洲债券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扭转亚洲国家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降低亚洲国家金融体系的双错配风险，维护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羌建新：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公共财政。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能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

　　陈迎春：目前，全球贸易额呈下滑之势，这提示全球化进程可能在放缓，迫切需要提振贸易，恢复全球化。截止到2015年8月，世界贸易组织只有12个成员签署了TFA，而它们之中只有5个是G20成员。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的报告，2014年10月中旬至2015年3月，G20成员方执行了156项贸易限制措施，比世界贸易组织（WTO）高31%，而自2008年11月以来，G20成员共采取了2080项贸易限制措施，比WTO高53%。这说明，目前G20成员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要高于WTO平均水平，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甚至越来越倾向采用非关税措施来限制进口。贸易自由与便利化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一份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为成员体带来的收益为GDP的0.26%。据估计，TPA的执行能够使世界GDP增加1%，贸易额增长超过1万亿美元，同时创造2100万个就业岗位。推行一项全面的贸易增长战略是中国举办2016年G20峰会的重要考虑。除了推动G20成员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扩大共同行动之外，中国还需要就亚太自贸区（FTAAP）取得G20相关成员的支持。

　　陈迎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人员。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才能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本次峰会已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将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曹晋丽：2014年，官方发展援助（ODA）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出现下降。国际援助对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意义重大，非传统援助力量逐渐兴起，尤其是中国在非洲减贫、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商品价格疲软影响，再加上安全形势、气候变化、严重饥荒等问题，非洲经济增长面临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短期内，援助仍将是非洲重要的资金来源，国际社会要积极兑现已有承诺、增加对非援助规模，围绕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减贫作为援助首要，通过建设全球伙伴关系，努力扩大非洲融资渠道。

　　曹晋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政策处处长。

　　2016年9月23日，中国减贫数据库发布会将于贵州贵阳召开。该数据库整合国内外减贫扶贫学术成果、基础资料构建全球首个减贫学术研究成果聚合、发布与知识服务平台，进一步探讨如何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为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贡献学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