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9日，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财政发展蓝皮书：中国财政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

　　对于基于中国国情的财政理论创新的诉求，不代表对于西方财政治理理念和政策工具的全盘否定，“中国国情”也不应当成为当前财政发展所面临诸多难题的“挡箭牌”。从西方现代国家财政理论溯源和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以法治理念为基础的现代预算制度构建，以税制转型为基础的税收国家构建，以及以受益归宿均等化为基础的财政分权结构构建，均对中国当前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在现代预算制度中，通过公共支出管理框架建构财政总额绩效、配置绩效以及运营绩效的关联。尽可能地推动被“遗忘”的资源重新回归预算视野，譬如规模庞大的税制支出、政府引导基金以及大量准财政活动等，尝试打通现有四本预算的连接。在财政总额绩效层面，形成“功能分类、规划分类和支出限额”的格局，厘清财政支出性质的同时为建立预算和政策的连接提供基础。在配置绩效层面，将基线筹划的理念引入中期财政规划当中，通过财政资金的竞争性分配引导资金形成基于财政偏好和成本的流动模式，并将资源配置重点锁定在国家和区域重点发展的优先事项上。在运营绩效层面，围绕结果链模型推动预算绩效管理中任务式绩效评价的转型，同时围绕预算报告等配套改革强化财政预算受托责任，引导良治结果。

　　其次，在现代税收体制中，围绕税收国家理念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这也能从侧面保证财政收入体系的均衡负担和可持续水平。这一发展目标的两个核心命题在于财产税体系的完善和社会保险费征收体系的改革。更进一步的，应调整不同主体间的税收负担水平。一方面是居民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税负分担，通过所得税体系的改进和税收征管体系的完善将超高收入者和“隐形富豪”的收入完全纳入征管体系，更加积极地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借鉴现代税制进化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体系改革也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税收税负痛感。另一方面是不同行业的负税水平，中国所推行的“金税三期”工程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但是由于税制缺乏对于新兴产业尤其是数字经济价值增值的度量，税收征管水平提升对于减税降费效应的扭曲大多被制造业企业所承担，这极大影响了产业的合理布局并有催生新兴产业泡沫的风险。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模式的边际收益递增和去实体化的特征呼唤税制的合理进化。

　　最后，在政府财政关系上关注税收资源的横向政府间分配。虽然地方政府竞争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但是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过度分化，区域协调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之一。以此为基础审视区域间税收和税源的背离现象以及其根源上的税基错位问题，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差距，更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未来应当在共同市场原则的理念下，引入共同市场背景下的目的地征管原则，借鉴北美洲一些国家地方政府之间流转税横向分解，推动区域间财政关系在“收入共享”的逻辑下纳入“税基共享”的理念和操作。

　　在地方政府横向财政关系上重点关注都市区和城市群内地方政府财政关系。从西方国家发展经历来看，都市区和城市群作为全球竞争的平台和载体，其地位在地域解构和地域重构的过程中愈发明显，其内部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治理尺度重组缩小财政差距，提升整体竞争力。因此，未来应探索以辅助性原则构建城市群和都市区圈层内部财政治理体系，从而提高区域政府间财政合作水平，拓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空间。

　　（参见《财政发展蓝皮书：中国财政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p228-2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