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3）：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持续的气候变化将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受到严重气候灾害的影响，因此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磋商平台，在适应方面具有政治推动力。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确定了全球适应目标这一关键要素，其对于提振全球适应行动雄心、加快抵御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步伐具有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厘清全球适应目标的内涵、关键要素、可能的指标和方法，并提出未来实现路径。2021 年 11 月召开的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发展中国家依靠团结，成功在 CMA 下设立并启动了为期两年的“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计划”。2022年6月召开的《公约》第 56 次附属机构会议（SB56），将全球适应目标（GGA）工作计划列入正式议程。但如何设定全球适应目标的定义和指标？是否纳入全球适应目标支持，特别是资金支持？如何设计COP28之后全球适应目标在CMA下未来的磋商机制？如何增强全球适应目标与全球盘点之间联系，以提升二者之间协作？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在GGA及其框架设定目标方面，发展中国家总体希望基于共同但有区别和各自能力原则，建立支持手段（means of implementation, MOI）特别是资金支持为前置条件的全球适应总体目标，并根据国家适应行动优先需求，考虑适应关键领域的目标与行动。但非洲、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希望建立更具有雄心的全球定量化目标，并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海岸带、公共卫生等领域设置更加细化的目标。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未来适应努力方向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欧盟、英国、美国反对GGA及其框架下出现MOI，特别是资金支持目标及跟踪指标，其希望采用实施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一词替代MOI。发达国家希望从动员的私营机构、设立的政策法规、开展的行政职能等不同资源的筹措情况，分析《公约》外为主的资金渠道对适应行动的支持效果，并试图抹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用所有国家适用的目标和资源评估方法，从而躲避自身在《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下具有的承诺和义务，特别是资金方面。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不同阶段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当前气候治理热度不断攀升，国际社会对我国期待也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体量日益上涨，面临的压力也显著加大。这对我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积极稳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更高的策略要求。

　　从目前全球适应目标谈判进展来看，我将坚持《公约》及其《巴黎协定》谈判、坚持适应行动出资主体是发达国家的表述，并指出和纠正发达国家偏离谈判指导原则的活动。这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尊重《公约》、遵从国际治理规则的重要体现。建议我国依托LMDC集团，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强调公共资金仍为适应资金主体来源，为全球适应行动的有效推进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

　　此外，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适应问题更聚焦于探索利于本国发展的适应行动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这意味着国家适应技术能力的综合提升将为未来国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获取新的制高点提供有效支撑。当前适应谈判显示，各国在此问题上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鉴于此，提升我国国内适应综合实力，将有助于增强我国参与全球适应谈判、气候治理规则制定趋于有利我国的发展方向。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3）》p120-13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