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日，聊城大学、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23）》。

　　蓝皮书指出，河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除了众多国家级、省级、县级项目之外，拥有“非遗”文化线索达22万多条，广泛分布于黄运沿岸，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郑汴洛商的历史文化名镇古村更是如此。如何激活这一宝藏，成为当地文旅融合最为现实的问题。

　　（一）文旅融合与“非遗”文化资源产业化

　　202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视与支持。

　　黄运沿岸的手工技艺大多没有申报“非遗”文化项目，处于“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些传统手工技艺从业人口规模大，历史文化信息多元且丰富。隋唐大运河沿岸城市受到农耕文明的长期浸润，沉淀了大量的农耕生活日常所需的烹饪餐饮、工艺品与手工品的制作传统，这些几乎占据了“非遗”文化资源的70%。

　　在郑汴洛商大运河文旅融合的相关规划中，几乎都有“非遗”美食。例如，洛阳围绕隋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打造的核心文化空间，洛阳正在打造的瀍河区文商旅综合体“洛城中街”，汇聚了各种“非遗”美食、特色小吃、网红小吃、“非遗”手工品以及老字号。“老城十字街—洛城中街—西工小街—广州市场步行街”已经成为2022年度的“网红路线”。

　　开封市素以“鼓楼”“西司”“州桥”的小吃夜市闻名，《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分别记载了开封与杭州的千年美食。近年来，开封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线索，有意以“非遗”文化的方式挖掘和恢复“宋代美食”和“斗茶文化”。出于历史文化的渊源，开封市与杭州市轮流举办“两宋论坛”，2021年10月第六届两宋论坛在开封开幕，2022年11月第七届在杭州举办，“两宋美食节”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盛会，促进了两大运河城市的互补性合作。

　　毫无疑问，饮食制作与烹饪技艺是“非遗”文化资源中最有利于产业转化的文化项目。也正因如此，在每年“非遗”项目申报中，餐饮制作技艺占据了较大比例。但并不是所有的“非遗”文化资源都适合产业化。还有很多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恰恰在于手工的神圣性，而这又与工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如何活化利用“非遗”文化资源，还有赖于产业化的工艺流程所决定的技术条件、市场容量所决定的社会条件和传承人创业意识所决定的主观条件。

　　（二）“非遗”资源产业化中的差异性

　　运河沿岸很多“非遗”传承人居住在远离中心城区的传统农耕区，因而较少受到旅游开发的市场冲击，带有古朴自然的艺术魅力。这在豫东地区更为明显，例如，在2021年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商丘共有11项入选，其中9项就来自黄河故道和大运河区域，分别是民权县的庄子传说、王公庄绘画技艺、葡萄栽培与果酒酿造技艺，睢阳区的帝喾传说，柘城县的朱襄氏传说，夏邑县的孔子传说，虞城县的鼓琴曲、郭氏族礼，宁陵县的金顶谢花酥梨栽培和加工技艺等。在这9个“非遗”项目中，手工技艺就占据了3项。

　　在前几年全域旅游的“大开发”背景下，黄河故道与运河村镇热衷于乡村旅游和“非遗”传统手工技艺的产业化，但是除了民权王公庄“画虎村”颇具产业规模以外，其他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其原因如下。一是黄河故道大多数手工技艺传承人往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收入偏少，缺少职业技能和职业晋升渠道，也缺少家庭成员和社会支持，因此缺乏产业化的要素供给条件。二是一些传统手工绝活与“非遗”技艺的市场开发存在外部困难，在现代生活中缺少应用场景；缺少大规模市场对产业的支撑与带动。三是一些“非遗”文化源于“手工制作”的“神圣感”“仪式化”“个体性”的独有魅力，本能地排斥机器化大生产方式，一旦实施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的批量生产，反而会减少“非遗”手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感染力。

　　可见，“非遗”资源与手工技艺的产业化不能无差别地“大推进”，如果“一哄而上”反而会造成“非遗”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2022年初出台的《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提出，“推出更多个性化、品质化、精细化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主客共享生活方式型文化旅游空间的消费和体验需求”。为此，应遵循文化产业规律，以“城乡融合”促进“文旅融合”，适度有序地培育“非遗”文化的市场规模和产业要素，分类施策、重点推进。

　　（三）隋唐大运河“非遗”资源产业化的推进举措

　　“非遗”资源大部分分布在传统农区，其产业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大规模的集中性的市场需求，这在河南又有赖于城乡互动与融合来实现。预计2023年春节后，围绕运河沿岸村镇的“同城游”“郊区游”“自驾游”“健身游”“采风游”将蔚然成风。这也有助于疏解城市居民因疫情防控政策造成的社会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这些旅游方式都可以采取“熟人组团”和“驴友”的自组织方式进行，可以将文旅市场的“匿名性”转换为“记名性”。这有助于疫情流调溯源，也有助于利用“小资”“小众”细分市场，引导密集出行人流和节假日错峰调控。

　　另外，当前的“非遗”资源数字化的呼声很高，但是“数字非遗”的门槛也很高。“非遗”传承人大多利用短视频和抖音传播“非遗”，网络娱乐平台收费远超“非遗”传承人的承担能力。一些网络平台只顾流量而忽视其文化内涵，出现一些低俗化的倾向。目前，除了围绕河洛文化制作的“唐宫夜宴”“河洛女神”“端午奇妙夜”等网红作品外，“数字非遗”在民间还鲜有成功案例。

　　为此，运河沿岸城市和村镇应因地制宜，先易后难，有序推进文旅融合战略，其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推进“非遗”手工技艺“进校园”。隋唐大运河流域人口超过3000万，尤其是在校生规模庞大。这本身就构成了“非遗”文化的潜在市场，可以创生和引导潜在的社会需求。2022年以来，郑汴洛商四市都结合当前教育部门的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大运河—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此基础上，应围绕能工巧匠的特长，结合“人人持证、技能河南”的职业培训目标，鼓励有代表性的传承人参与院校教学科研和相关企业技能培训。可以通过代表性传承人和学生、从业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建立稳定的师承关系，将“非遗”“师徒制”传统推向职业教育与中小企业。组织“非遗”优秀传承人到学校兼职，还可以提升其社会认同感、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也是“非遗”产业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

　　二是提升“非遗”文化研究中的科技含量。大运河治理既是一部水利史，更是一部科技史。当前“非遗”文化大多集中在历史文化领域，对其背后的科技因素不够重视。2022年4月，全国中医药传承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洛阳举行，这对中医传统“非遗”文化起到科普作用。正如屠呦呦根据中医理论与实践经验提取了青蒿素那样，传统技艺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科学原理的实践归纳与自觉运用的结晶，其背后蕴藏着技术规律与科学原理的学术富矿。为此，应把传统文化放置在科技史的背景下，加强科学与历史文化的综合性与交叉性研究；举办隋唐大运河“水利学”“工艺学”“文化学”的综合研讨会，推动运河“非遗”手工技艺的技术研究与应用转化，落实文旅融合中“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的策略。

　　三是调控“非标并行”的产业规模。传统手工技艺产业化必须具备“生产端”前提，即大规模的工业流程生产方式。为此，可以围绕陶瓷烧制，探明其工序背后的技术诀窍与科学原理，掌握并运用传统工艺核心技艺和关键技术，在保持传统配方和关键工序的条件下，扶持其运用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标准化生产效率。还可以围绕木板年画、葫芦烙画、编织技艺等手工制品，探索“标准化”生产方式。面对传统工艺，企业区分手工制作和机械化自动生产流水线两种并行模式。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手工生产线，以适度的生产规模来控制和保持其手工制作的艺术价值，以“非标准化”的手工方式丰富产品品类，满足消费者的艺术审美和心理需求。

　　四是以“非遗创业”扩大就业规模。河南正在开展“万人助万企”和各类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活动，运河沿岸的“非遗”工作室和传习所也应“抱团取暖”。可以依托“非遗文创园”培育手工技艺传承人和“自我雇佣”的生产经营主体，以“一招鲜吃遍天”的技术自信带动就业创业。2022年以来，洛阳栾川县重渡沟景区建成“纺织院”“土陶坊”“醋坊”“竹编坊”等富有“非遗”特色的民宿小院14家，创造产值260余万元。河南现有“非遗”工坊156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就有97个，其中44个被纳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带动4330余户、1.2万余人脱贫。为此，应鼓励有关企业聘用传统工艺传承人共同打造“非遗工厂”。利用“非遗进社区”活动支持“非遗”传承人自办工作室，组织餐饮、剪纸与面塑、工艺品制作等优势传统工艺开展观摩教学以及社团群体的自我娱乐活动。利用中国非遗保护协会挖掘潜在的“非遗”线索，组建传统手工技艺者联盟，扩大“自我雇佣”式就业规模。

　　五是激活企业家精神与创业意识。如何在“非遗”项目的家族传承过程中激发青年一代的创业意识，是一项重大课题。为此，应借助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强化青年手工技艺传承人的创意性与时尚性，形成“时尚文化—模仿生产—产业扩散”的示范试点。鼓励相关行业协会与商会接纳“非遗”手工技艺会员，探索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强化服务标准、管理规范、信用自律，不断推进品牌建设，拓宽“非遗”创业路径。

　　六是建立“非遗”管理的竞争机制。手工技艺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产业化过程必然要面对竞争与淘汰。为此，“非遗”管理机制也应改变“重申报、轻管理”的习惯，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应依据“抢救”“保护”“开发”等不同目的分类施策，针对手工技艺项目采取“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动态竞争机制，对达不到传承标准或丧失原有申报条件的“非遗”项目予以降级和劝退处理。

　　综上所述，大运河在河南流经古都最多，主河道线路最长，文化遗产也最为丰富，集中体现在“非遗”资源上，这也是隋唐大运河文化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如果说大运河主体工程项目是“硬件建设”，那么活化利用“非遗”文化资源就是“软件建设”，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偏废。总之，“非遗”产业化是隋唐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战略的关键抓手，应制定差异化、竞争性的地方政策体系予以推进。

　　(参见《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23）》p210-2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8月。本篇作者徐冉，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科员；徐可，商丘师范学院豫鲁苏皖结合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雪莹，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