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思想从西亚､中亚地区传入我国后,在新疆地区吸收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后形成依禅派,在内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特权制度结合形成门宦派别｡两地伊斯兰教又以苏非主义为纽带互相影响,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特征｡依禅派主要指黑山派和白山派,信众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门宦主要指虎非耶､哲赫林耶､嘎迪林耶和库布林耶四大苏非派别及其40多个支系｡门宦产生于甘青两省交界的河湟地区,信众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甘､宁､青､新四省区的回､东乡､撒拉和保安四个少数民族中｡据载,清乾隆(1736~1795)年间,甘肃临洮北乡穆夫提苏非派第六代教长马显忠,因积极改善回汉关系,又出资兴办义学,地方乡绅上报陕甘总督,赐予其“统领”头衔,令其统管河州各苏非派别｡群众称其所管为“七门八宦”,自此,始有“门宦家”之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任河州知州的杨增新在《呈请裁革回教门宦》一文中首次使用“门宦”一词｡“门宦”中“门”和“宦”有着不同的内涵,“门”指的是苏非主义道路(al⁃Tariqah),反映其精神内涵及其宗教渊源;“宦”主要指的是组织结构,反映其世俗性及其中国特色｡

公元8世纪,苏非派以苦行和禁欲主义的个人修道方式为其早期的宗教特征,最早产生于伊拉克的库法､巴士拉和巴格达｡公元9~10世纪,苏非主义逐渐发展成为神秘主义,传播于阿拉伯及中亚地区,被认为是“异端”宗教派别｡11世纪后,苏非派调整传教理念,逐渐获得了执政者的认可和合法的社会地位,由此得以广泛发展｡12世纪至13世纪初,苏非派中出现了类似地方性组织的宗教团体,他们崇拜教团首领及其陵墓,通过个人修行,追求“人主合一”的境界｡早期的苏非派,宗教上奉行苦行､禁欲的个人修道方式,生活上主张坚韧､俭朴和守贫,反对享受､奢华和浪费的处世理念｡

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思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并不断加深影响｡16世纪后,新疆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组织———白山派和黑山派,18世纪,苏非派思想在新疆喀什等地已产生很深的影响｡

明末清初,苏非主义思想传入我国甘宁青地区,为门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基础｡其传入主要通过海路和陆路两种途径,传播者主要是前往中亚､西亚求学､朝觐的我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和中亚､西亚前来中国的苏非主义传教士｡如雍正七年(1729),虎非耶门宦华寺支系的创建者马来迟沿海路前往麦加朝觐,先后在也门､麦加､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访师求学｡其间,在麦加谢赫·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阿格勒主持的苏非道堂学习3年｡回国时,著名学者毛拉·麦赫杜姆给他取了艾布·夫图哈的道号,谢赫·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阿格勒授予其传教凭据｡雍正十二年(1734),马来迟由海路到达香港､广州,回到中国｡哲赫林耶门宦创建者马明心随叔父于雍正六年(1728)从甘肃出发至云南,走海路,经红海前往麦加朝觐｡途中,马明心到也门扎比德,师从谢赫·阿卜杜勒·哈里格·阿齐兹·米斯加吉攻读经典,学习苏非教义,履行道乘功修数年｡其间,马明心先后去麦加朝觐11次｡乾隆九年(1744),他取道陆路,经中亚返回甘肃河州传教｡康熙十二年(1673)虎非耶门宦穆夫提支系的创建者马守贞接受由中亚经新疆来西宁的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圣裔希达叶图拉·阿法格·曼什乎勒传授的虎非耶学理和八件传教凭据开始传教｡康熙十三年(1674)嘎迪林耶门宦大拱北支系的创建者祁静一接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后裔谢赫·穆乎印迪尼·布尼外法,道号华哲·阿布杜拉的嘎迪林耶隐修学理后,开始传教｡库布林耶门宦是阿拉伯人穆乎印迪尼于明末在我国甘肃东乡地区创建的｡

清代以后,中国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日益严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穆斯林还要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迫切需要在组织内部加强团结以对抗外部的政治､社会重压和自然条件的严峻考验｡苏非派统一的思想体系､魅力超凡的宗教领袖和系统的组织形式满足了当时西北穆斯林的这一愿望｡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传统上以清真寺为中心互不隶属､较为松散的单一的教坊制度开始向组织较为严密的门宦制度转化｡

早期门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门宦的创始人,都是以虔诚的信仰､严格的宗教操守､渊博的宗教学识和清贫的生活,赢得广大穆斯林的认可､追随和拥戴,如哲赫林耶门宦创建者马明心､虎非耶门宦华寺支系创建者马来迟､嘎迪林耶门宦大拱北支系创建者祁静一等｡在他们的传教生涯中,或徒步往返于黄土高原上的穆斯林聚居区,或放弃世俗生活修道于深山幽谷｡这一时期,他们没有修建宏大壮观的道堂和拱北等建筑物的主张与实践,更没有积聚财富和政治､经济利益之争的现象｡

纵观门宦发展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门宦的初创时期｡苏非主义思想的广泛传入和门宦的建立｡二是门宦的发展､演变时期｡门宦逐渐与世俗生活和社会势力相结合,从单纯的宗教组织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的宗教社团,门宦主持人成为教权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的特权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赫瓦尼等新兴宗教派别的出现对门宦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门宦制度的改革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门宦特权制度被废除,门宦成为穆斯林自愿信奉的宗教组织｡

门宦在发展过程中,门宦主持人的后继者逐渐摒弃创建者在宗教和生活中原有的操守与实践,反而凭借前辈在信众中赢得的较高威望,开始走上一条世俗化的道路,他们聚敛财物,占有土地､山林､牲畜等生产资料,修建规模宏大的道堂､拱北和住宅,成为宗教组织中集宗教与世俗于一身的上层特权人物｡门宦的苏非学说逐渐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和封建制度深度结合｡其显著的标志:一是出现封建家长式的教主崇拜,教众和教主之间形成严格的隶属关系,教众在宗教上尊奉教主,经济上无条件供奉教主;二是道堂和拱北成为门宦宗教､政治和社会的中心,受教众尊崇和供养;三是组织结构上,形成由教主､热依斯(教务代理人)和掌教阿訇构成的三级教阶制及由道堂､行教区和教坊构成的三级教权制｡这一相对严密的宗教社团形式,实现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更深层次的结合､穆斯林内部更紧密的团结,以及门宦自身稳步的发展｡例如,随着这一组织形式的不断完善,哲赫林耶门宦几度实现较大的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派别中人数较多､分布较广的门宦之一｡可以说,在共同信仰这一纽带的维系下,门宦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将本系统内教众的思想､财力和人力有效地组织起来,不断发展壮大,在宗教文化和组织形式上均逐步完成了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程,成为西北地区影响深远的宗教组织形式和苏非派别｡

人类社会的内部分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门宦概莫能外｡它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门宦内部的团结､伊斯兰教领域的和谐发展和穆斯林日常的生产生活,并且这一损害延续至今,对当前的西北伊斯兰教发展和穆斯林社会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究其原因,大多由于门宦继任者因利益纠葛争夺教权而自立门户,这与当前门宦内部依然出现分化的原因基本一致｡长期以来,伊斯兰教内部不断出现的教派分化有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缘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宗教往往被人为的政治､经济利益之争所利用｡

除门宦内部分化的影响之外,新的宗教派别的产生也对门宦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末马万福前往麦加朝觐,接触到当地伊斯兰革新运动｡朝觐回来后,他开始传播伊赫瓦尼思想,提出了直接针对门宦制度和批判门宦主持人特权及其相关做法的“果园十条”,公开责难门宦,因而遭到门宦的反对和打击,但由此也吸引了一批穆斯林｡特别是从1916年开始,西北回族军阀出于政治需要而保护马万福,使其宗教思想因在政治势力的佑护下获得快速传播,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穆斯林社会掀起了一场宗教资源的再分配运动｡包括门宦在内的老派穆斯林或出于对其宗教改革思想的认同,或迫于政治压力,改宗伊赫瓦尼新教者众多｡随着伊赫瓦尼派别的发展壮大,其宗教影响逐渐扩及全国,对门宦形成较大的冲击,在宗教资源的再分配中原有派别的信教人数减少､宗教影响力降低｡当前青海省穆斯林以伊赫瓦尼信众为主体,其他省区伊赫瓦尼信众也日益增多｡目前,赛莱菲耶派的传播和发展虽然没有像伊赫瓦尼派那样对门宦产生较大影响,但由于其在知识精英中的重要影响力,对门宦等老派教众的吸纳能力亦不容小觑｡

——《中国宗教报告(2014)》P227-22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