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核安全(nuclear security)形成统一的定义｡综合来看,目前国际社会对核安全的界定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核安全是指为保护人员､社会和环境免受可能的放射性危害,在核设施设计建造､运行及退役后,所采取的技术和组织上的综合性措施｡广义上的核安全是指客观上免于遭受核威胁､主观上消除核恐惧的状态,以及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冯涛、何星：《综合核安全：冷战后国际核安全威胁及其应对》，《社科纵横》2013年第3期）｡ 此处所指的核安全内涵较为广泛,包括了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和平和安全利用核能､核军控､核裁军等一切有关核安全的问题｡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公布的《首尔公报》中强调了核能安全和核安全措施的宗旨:“核能安全和核安全措施的目标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环境,确认核安全和核能安全措施应当以一致和协同的方式进行设计､执行和管理……需要以统筹处理核安全和核能安全的方式,保持有效的核应急响应和缓解核事故后果的能力｡”

全球核安全体系的构建和运转应具备以下几点要素:全球各国际行为体和非国际行为体应在和平利用核能和核不扩散等方面达成共识;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全球核安全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所肩负的重要责任,提升其权威性和执行力;切实有效监督管理核材料和放射源的保存､使用和流通;防范核恐怖主义风险,确保运输安全,联手打击非法贩运;鼓励各国通过双边和多边等多种方式加强沟通合作,交流传授核分析鉴定和信息安全等技术手段｡最终,推动各国切实履行所做出的政治承诺｡

2009年4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演讲,声明“美国承诺追求‘无核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并提出由美国主办核安全峰会｡在此理念指导下,首届核安全峰会于2010年4月12~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与会各方围绕“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这一主题,就展开多边合作,寻找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的有效措施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议通过《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工作计划》(Work Plan of the Washington Nuclear Security Summit),明确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在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和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法律约束力｡在此次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加强核安全五点主张”,并指出中国正积极考虑同有关国家合作,在华建立核安全示范中心｡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于2012年3月26~27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主题定为“加强核材料与核设施的安全保护”,首次将核能安全与核设施､核材料联系在一起,更具现实指向性和针对性｡峰会通过了《首尔公报》(Seoul Communiqué),鼓励建设全球核安全体系,并通过数项非约束性承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核安全四点主张”,全面阐述中国在核安全领域的政策主张､所做努力和重要举措｡峰会举办适逢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一周年之际,各方也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全球核安全交流合作的愿望｡同时,美俄两国继续推进核物质裁减,为全球国家间核安全合作做出良好示范｡

2014年3月24~25日,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来自各大洲的53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代表参会｡峰会包括开､闭幕式,四次全体会议,互动式专题讨论等｡此次会议成为荷兰有史以来所举办的最大规模国际会议,也是荷兰有史以来安保级别最高的峰会｡

围绕“加强核安全,防范核恐怖主义”这一主题,与会各方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核安全､核技术和核材料保护等问题展开磋商与探讨｡本届峰会强调核安保的国家责任,希望通过各方努力合作建立持续有效的核安全体系以打击核恐怖主义｡本届峰会通过了《海牙公报》(The Hague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Communiqué),就如何维护全球核安全达成新共识,内容涵盖削减高浓缩铀核材料数量､加强放射性材料安保监管､推动国际信息沟通等方面｡

另外,参与峰会的其中35个与会国还签署了一项关于保障核安全的联合声明,同意加深合作,并将向伙伴国提交各自敏感的核安全制度,进行定期审查｡

此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的“核安全观”,备受各国关注｡该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合作､发展､共赢”的总方针,反映出中国对全球核安全问题的深刻认识,表明其促进该领域国际合作的积极意愿｡“核安全观”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对推动国家间合作,提升核能安全利用水平,构建世界核安全新秩序､新体系和新机制具有深远意义｡

本届核安全峰会虽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国际社会仍然面临不少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应重视防核恐与防扩散问题的关联性,必须标本兼治加强危险核材料管控｡近年来,全球武器级高浓缩铀数量正在减少,而民用核领域的分离钚和高浓缩铀的数量却在增加｡以日本为例,日本内阁府于2014年9月16日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报告称,截至2013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的钚持有总量约为47.1吨(其中约31.4吨具有裂变能力)｡作为全球唯一以商业规模推进乏燃料再处理工作的非核国家,日本国内“拥核”论调有所上升｡2002年5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晋三曾放言“毫无疑问,日本将会拥有小型原子弹”,引发国际社会忧虑｡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设计行之有效的全球核安全合作架构尚无定论｡《首尔公报》首提“全球核安保架构”概念｡而《海牙公报》则使用超过1/3的大篇幅内容,较为系统地阐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中心地位和关键作用,强调其核安保导则､核安保支持计划､国际实体保护咨询服务的多项功能,并突出联合国､国际法律文书及其他国际倡议对全球核安保体系构建的重要影响,可见推动国际核安保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本届峰会的重中之重｡但值得关注的是,核安全峰会一直由美国主导,若因各种因素影响该进程顺利推进,国际核安全合作水平可能会由此发生倒退｡

国内外学者和媒体也给予此次核峰会极大关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赵可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杂志采访时表示,核安全峰会指向性强,主要针对防止恐怖主义势力窃取核材料,降低其对国际安全的威胁等问题｡奥巴马政府提出建立核安全峰会的倡议,体现了执政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其象征意义或许大于现实意义,目的在于凝聚各国共识,预防核扩散｡还有外媒认为,对于国际社会较为棘手的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中国都是和平解决上述问题的有力推手｡因此,中国在峰会上所提出的“核安全观”,以及几年来中美两国在核安全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都将对国际核安全局势产生新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的中国“核安全观”备受关注,外界特别关注这一新观念对全球核安全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社论文章称,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提出的“四个并重”和“四个坚定不移”,体现一个核安全记录良好的大国的担当｡

笔者认为,海牙核安全峰会是建立全球核安全体系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会议｡此次峰会进一步巩固了前两届峰会的积极成果,凝聚了国际社会核安全共识;为各与会国搭建了相互借鉴､互通有无的广阔平台,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在核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会议通过峰会公报､联合声明等形式,使与会国在未来核安全努力方面达成共识,并提出相关保障措施建议,必将对促进世界核安全健康､持续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5）》P210-2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