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礼：金砖国家机制下的中印关系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重拾“前进政策”是导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直接原因，然而中印双边关系自冲突事件后所面临的困难以及至今未能走出低谷回归正常健康轨道，其深层次根源则在于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第二任期以来，受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经济增长萎缩、宗教社会民生矛盾加剧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突出等因素影响，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已经从“竞争与合作”日益转向“竞争与对冲”。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变化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印双边政治基础，其在经贸投资领域试图与中国“脱钩”、在军事安全上强化与中国的对抗，尤其是在边界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冒进、军事冒险和投机，以及在人文交流领域的政治化措施，都为中印关系走出低谷回归正常构成现实障碍。

　　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中印关系始终在低谷徘徊，暴露出印度与中国的政治与战略互信严重不足，印度针对中国的所谓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泛化并影响到双边经贸与人文等其他“低政治”领域。实际上，中印间的安全困境长期以来都是单向度的，主要体现为印度对中国的安全焦虑。客观上看，中国长期以来始终奉行积极的对印政策:2014年主张“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2016年提出愿同印方探讨将“向东行动”倡议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17年即使是在洞朗对峙背景下仍强调“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2018年指出“中印应该是好邻居、好朋友，要将彼此视为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中的积极因素，当作自身实现发展梦想的合作伙伴”，2019年进一步明确“两国应该也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两个相邻大国友好合作的康庄大道”，2021年12月提出“‘三要三不要’:一要相互理解，不要误解误判;二要着眼长远，不要为一时一事所扰;三要彼此成就，不要相互消耗”。可以说，中国的积极的对印政策对于2017年洞朗对峙后的中印关系“站在新起点、迎来新机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囿于历史因素与现实问题，中印提升战略互信的空间仍未打开。

　　互信是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目前影响中印战略与政治互信的因素也在发展。传统的边界争端、贸易不平衡、发展战略对接以及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等问题仍是印度对华焦虑与不安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也对印度从政治、经济与安全上加速融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意图表示关注。毫无疑问，印度试图利用中美博弈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强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对中国影响力扩展尤其是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形成牵制，提升其与中国谈判磋商、竞争与对冲的筹码。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试图通过支持巴基斯坦和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寻求包围和削弱印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对印度在战略上向“印太战略”倾斜的战略意图感到不安。印度外长苏杰生宣称不必从自身与第三国关系的角度看待中印关系，中国外交部也表示中印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基于第三方，但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的缘起与发展却有明确的针对性。与以往单向度的印度对华安全焦虑而中国不太在意印度不同，目前，中印都认为对方试图阻止和遏制自己的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所谓的“安全威胁”循环。影响中印安全关系的新变化，弱化了“中印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等战略共识的基础，如果印度继续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中印彼此猜忌与不信任有螺旋上升的可能。

　　目前，中印关系仍在低谷徘徊，双边政治关系持续僵冷，尽管经贸关系在逆境中有不俗表现，但安全关系尤其是致力于缓和边界紧张、回归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多渠道谈判与磋商仍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倡导“走相邻大国互信合作的正路，不走怀疑猜忌的歪路，更不走消极倒退的回头路……避免双边关系陷入负面循环”，但如果印度将中国定位于“战略对手与头号敌人”，积极推动与美日澳在“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框架内形成高度战略协调与紧密安全合作，在发展倡议上继续排斥与中国倡议的对接，那么中印双边关系与“中印+”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同时中印共同参与的多边机制如金砖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的凝聚力和效率也将受到影响。

　　缓解中印边界西段紧张局势，巩固双方边防部队脱离接触成果，避免现地局势出现反复，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剩余问题，是中印关系最为紧迫的问题。尽管中国主张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但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两国都提高战备水平的背景下，如果印度仍奉行“前进政策”，前期为边防部队脱离接触而做出的多重努力将面临重大挑战。“僵局成为常态”以及“谈判流于形式”虽然可以象征性满足“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表面要求，但在印度对华奉行对冲性与竞争性政策的背景下，加之印度对中国的“安全迷思”有所加剧，在“从应急处置向常态化管控转变”的进程中出现反复与曲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印两国巩固既有脱离接触成果，严格遵守相关协议协定和有关共识，避免现地局势出现反复，这对边境地区回归和平安宁以及中印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总体而言，中印要建立起真正的政治与战略互信，两国要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印要实现龙象共舞共创真正“亚洲世纪”，需要印方走出对中国的“安全迷思”，需要印度政治精英跳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动的“零和博弈”与对抗性思维模式的陷阱，也需要印度能抵御美国印太战略“拉印遏华”的诱惑，更需要印度战略决策者与中国相向而行，用东方智慧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并探索相邻大国的相处之道。

　　全文参见《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