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美荣：金砖国家机制下中印危机管理及影响因素

　　危机管理目标及战略与危机管理性质界定关系密切。中国界定洞朗危机事件为印度“非法越界”，因洞朗是中国领土，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即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印两国政府多份外交照会和领导人信函。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吉姆马珍雪山是中、印、不三国交界点。据此，洞朗地区在中印、中不边界的中方一侧。中印两国锡金段的边界走向，得到中印两国政府多次确认。中不两国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边界线走向存在基本共识。因此，中国认为印度越界与中国对峙，试图用军事部署篡改主权规范和中印公开及私下已经达成的边界协议及共识，或意在制造僵局以便日后与中国进行“领土交换”，改变中印争端主要发生在东段和西段而非中段的边界现状。6月26日，中国外交部首次公开中印洞朗对峙状况，要求印度“尊重边界条约规定”，“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立即撤回越界的印边防人员并彻底调查此事”；同日，中国国防部表态“坚定捍卫自身正当权益”。不仅如此，中国警告印度在洞朗的军事存在，发布官方立场文件。

　　危机管理目标，有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从限制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危机管理目标在于采取措施隔离和缓和危机、降低危机中的战争风险。后者则认为，危机管理追求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的政策目标。理性的危机管理目标是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洞朗危机中，印度撤军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入，是中国的危机管理目标。考虑到印军越界的非法性，中国要求印度“无条件”撤军。但另一方面，中印互为重要邻国，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这要求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因此，和平解决洞朗危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服务于上述危机管理目标，中国的危机管理措施基本上可分为说服和强制两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舆论压力。说服措施主要有外交行动，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元首外交。2017年6月8日中印两国元首达成“阿斯塔纳共识”，双方都确认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需要稳定的双边关系。因此，要加强发展伙伴关系，不要让分歧演变成争端。2017年7月10日，在汉堡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简短交谈，双方同意“先谈起来”，支持政治解决以及和平解决地区冲突与争端。第二，中印边界高级别谈判。2017年7月27～28日，中印开启边界事务最高谈判机制，即特别代表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印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瓦尔会晤，谈判解决洞朗对峙，但外交层面未能达成协议。此外，两国还开展军事外交谈判，即“旗会”制度。2017年6月20日，中印两国在乃堆拉山口举行上将级别的国旗会晤，2017年8月8日和8月11日，又举行两次高级别军官的“旗会”。第三，常规动态外交。中印洞朗对峙期间，中国在北京至少与印度进行了38次外交会谈，试图通过谈判降级危机。此外，中国通过驻印大使馆保持与不丹及南亚国家沟通。中国驻印度大使夫人江亦丽7月初访问不丹，与不丹国王会晤，确认不丹并没有寻求印度的军事介入。7月21日，巴基斯坦前印度高级专员巴斯特(Abdul Basit)拜访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巴斯特还寻求与不丹驻印度大使纳姆加尔(Vetsop Namgyel)就洞朗问题进行沟通。为此，纳姆加尔出席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庆典，考虑中国和不丹尚未建交，此举具有深意。

　　在洞朗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通过舆论对印度施加压力争取国际支持；在舆论中，中国官媒基调强硬，或为近40年的首次。洞朗对峙从技术角度来说，并非中印边界争端，而与中不边界争端有关。正因为如此，在历次中印边界对峙中都保持克制和不予以报道的中国媒体，这次截然不同。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几乎每天都会发布声明，通报上一周边界事态。自6月26日至8月27日，洞朗对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日新闻问答的固定议题，平均每个工作日回答1～3次，在7月3日、7月5日、7月7日和7月10日四天，次数显著增加到6～7次，涉及“若印方撤军，中国是否停止修路”以及“中印双方同时后撤的可能”等内容。此外，以天为单位，中国外交部、国防部、新华社、环球时报社和思想库发布声明和警告，要求以印军撤出作为任何会谈的先决条件。

　　全文参见《印度国情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