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金砖国家”这一概念出现时，几乎没人怀疑其经济重要性。对很多人来说，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快速复苏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观点，强调其与发达国家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独立性，尽管最近有些学者把其所见所闻视为个别金砖国家经济体在实力、组成以及调控方面的变化，找理由怀疑其作为一个组织的未来。尽管有这些断言，但很显然还缺乏对所有金砖国家经济体做整体评估的研究，至此只有个别人试图对其快速发展的共同性做出精确定位。Chakraborty和Otsu（2012）以及de Vries、Erubman、Timmer、Voskoboynikov和Wu（2012）在其《金砖四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分析》中帮助弥补了这一空白。Reddy（2011）对印度、中国、巴西和南非的创新、研发及科技做了全面的总结回顾。对每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分别地和共同地提供了足够的案例研究。
根据Chari和Kehoe开发的商业周期会计“楔子”[1]法以及McGrattan 2007年的研究，Chakraborty和Otsu探索了2000年代前十年经济因素如何影响金砖四国经济体的快速增长的渠道。就像其绪言中观察的那样，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解释到底是哪些经济因素导致增长时，却没人试图证明哪条古典经济学机制（如生产率、市场扭曲等变化）致使这些因素产生。将20世纪90年代与其后十年比较，他们大体上发现巴西和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停滞期间所提高的效率中获益，而巴西还从投资市场摩擦导致的下降中获得相当的益处，印度和中国在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前十年增长后，从更加有利的投资市场中大量获利，特别是21世纪的前后十年。对中国来说，这种增长还通过提高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他们也相应地证明，所有那些由于信用可靠性增加和管理知识投资溢出而经历了效率增长的国家，可能会在经济体内更大限度地分配资源。
在Chakraborty和Otsu证明金砖国家增长具有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共同性方面，deVries等人对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再配置采用了更加详细的行业分析法进行分析，证明在很多情况下，工人在行业间的移动比三部门分析法计算的多得多。“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性质和速度被认为是区分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作者们解释道。然而，在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有数据的地方，他们对超过35个产业的劳动力再配置进行了分析，其结果很有说服力。例如，1980～1995年的巴西，工人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为平均非生产性，但转向服务业却高出平均生产力水平，对再配置有积极影响，在所有三个产业中达到1.1%的增长率。在他们的分析阶段，只有巴西是唯一的没有从劳动力再分配看到总生产率增长的国家。通过进一步分析，他们对正式和非正式活动进行区分，证明自2000年以来，巴西经济多元化事实上已经促进了总生产率增长，印度的非正式制造趋势自2005年起与总生产率下降一致。
在对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研发并存、国内研发公司以及科研机构的案例研究中，Reddy比较了金砖国家的创新和机遇。从不断了解历史的视角，针对跨国公司垂直解体的背景，他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新兴经济体本地化研发的崛起。这种本地研发的驱动力是来自所建立的科技机构的本地人才，而这些人才在发达国家是找不到商业机会的。然而，当金砖国家经济体开始加速并且国内消费基础增加时，拥有广泛研发能力的、更加本土化的公司就能够生根发芽。有些公司，比如中国的联想和印度的NatcoPharma制药已经成为国际供应商，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
在指出每一国家能够改进的领域时，Reddy找到了若干个对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乐观的理由。他开始注意到一些迎合外国顾客的本地研发公司，他们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吸引外汇方面。然而，他又继续解释道，金砖国家的研发没有依赖西方跨国公司的客户基础，因为这些国家一直在建立合作与研发中心。“同样，巴西和南非在供应发展中国家创新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特别是在他们各自的区域，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最后，尽管他认为金砖国家目前只是高度先进的和几乎未开发的领域的结合，但他看到这些国家拥有两个帮助其获得可持续性增长的自然优势：首先，Reddy预计金砖国家还将会继续从其现有的科学和技术教育基础设施中获利；其次，他预计工业化国家当前的经济停滞和人口下降将不可避免地使跨国公司转向新兴经济体寻求增长。
以上内容参见《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3》P209-2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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