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的时代新的逻辑:如何迎接新机遇与新挑战
反垄断和平台治理风暴之后,随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过去规制不明的灰区逐渐消失。“后BAT时代”的开启更是表明了竞争态势的今非昔比,新一波竞争对手已经初露峥嵘。过去2年多,无论是互联网领域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反垄断浪潮,中美科技战下美国针对中概股监管政策的施压,还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新法律新制度的颁布和落地,中国平台经济的确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和洗礼。党的二十大之后,国家对于平台经济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平台经济的下一个十年发展态势?
平台经济遭遇的一系列波折,本质上并不是来自政策层面,而是源自企业和产业自身的各种挑战。继2010年代的移动互联时代之后,2020年代智能物联时代开启,中国平台经济必将迎来新的一轮发展周期。在这一轮周期内,平台经济发展将面临以下几个范式转变。
平台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关键范式转变立基于“技术创新”。这一轮平台经济危机主要来自互联网巨头真正创新能力的欠缺。过去,平台经济借助中国网民数量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实现了技术创新低投入的外在增长。而今天,中国网民超过10亿人,趋于饱和,平台经济必须转向以内在创新作为驱动。目前,无论是阿里巴巴主营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云计算,腾讯的微信和游戏业务,还是百度的搜索业务,都在逐渐走向成熟和饱和。下一个十年平台经济唯一的突围之路就是走向硬科技化。通过大幅度加大下一代技术的研发投入,以赢得未来的增长空间———这是全球领军高科技公司的基本模式。美国互联网巨头Amazon和Google对下一代技术的投入都远高于中国互联网企业,即便目前表现最差的Facebook在元宇宙的研发投入方面也是力度超强。
平台经济发展第二个关键的范式转变在于“全球化”。过去十年,虽有一些平台迅速崛起,但只是凤毛麟角,中国几大核心互联网巨头没有完成全球化的突破。中国市场再大,也难以满足平台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且随着中国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消失殆尽,全球化之路值得平台探索。
平台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关键的范式转变是“数据合规”。过去,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原罪”就是将商业模式建立在全体网民个人数据的过度收集和滥用之上。而今天,全球主要大国对个人数据的保护都是大势所趋,也是数字文明的基本规范。目前,平台治理最大的成就是在短时间内完善了中国数据保护的制度设计。无论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是《数据安全法》,为未来平台经济发展确立了最为关键的制度保障,滥用数据、无序扩张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30周年。三十而立,成就非凡。30年来,互联网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引擎,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也始终没有动摇。如今,中国千亿美元级的互联网巨头数量已经和美国几乎相当,但是,美国互联网巨头都是全球化企业,美国本土市场之外的收入和用户大都超过一半以上。目前,Facebook全球活跃用户高达26.6亿人,几乎是中国用户的两倍,其美国本土用户的占比只有不到9%。而中国互联网巨头,除了抖音真正实现全球化外,大多数还没有走向全球,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海外用户和收入都只有10%左右。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也有助于平台尽早理解国际竞争规则,从而使自身出海更加顺风顺浪。
客观而言,这一轮平台治理风暴,我们需要复盘和反思。尤其是中美欧几乎同时行动,有着彼此共同的内在挑战,也有着不同的取向。反垄断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反而反,而是在于抑制垄断的滥用,激活行业创新、行业竞争活力与发展动力以及消费者福利。美国百年反垄断的几次重大周期,无论是针对AT&T,还是IBM、微软,都是对个别巨头精准施策,通过纠正企业行为而开启一个全新的产业格局。因而不能棒打一片,造成整个行业的寒蝉效应。总之,平台治理能力也将是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重要方面。
ChatGPT卷起全球浪潮,全球平台竞争掀起新的一页。社交媒体的崛起引领了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平台竞争,而今以智能为新的底层逻辑的竞争格局已经拉开序幕。智能不仅将撼动社交媒体平台,也将改写电子商务、云计算甚至半导体行业等科技领域,以及更多传统领域的竞争逻辑。
无论是自下而上的技术逻辑,还是自上而下的平台治理逻辑,两者都契合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节奏。互联网平台经济始终是互联网发展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数字时代有着新的文明内涵,有着独特的价值观。互联网领军企业,作为数字技术的普及者和驱动力,本身就是创新和价值观这一实一虚的最重要的践行者。除了技术引领,价值观引领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力量。全球网民已经突破50亿人大关,其中亚非拉就拥有40亿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之路虽不可能平坦,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就是中国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做出独特贡献的必由之路。智能时代的中国力量,既要面对新技术创新周期的灵魂拷问,也要面临欧美强势政治力量的干预和冲击,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全球化之路必要的洗礼和必经的磨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