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后发先至，一枝独秀”的特征。虽然互联网支付、融资、信贷或理财等现有业态最初都并非诞生于国内（例如第三方支付的海外代表Eway与Paypal早在1998年就已创立，而支付宝则成立于2004年），但中国互联网金融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就规模而言，第三方支付、P2P网贷等交易量均占据世界领先位置；互联网理财领域以余额宝为代表规模已破8000亿元，3年时间翻了4倍，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市场基金。就估值而言，根据KPMG 2016年评选的前五十大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前五名中中国企业便占据四席；2016年1～7月亚太地区在金融科技的总投资（90%以上由中国贡献）达96.2亿美元，远超同期北美的45.8亿美元及欧洲的18.5亿美元。
根据我们的观点，中国互联网金融迅猛的发展态势得益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端的合力助推，即一方面是互联网金融的特征迎合了国内需求变化；另一方面是政策导向与示范效应强有力地坚定了市场信心。
在需求端，互联网金融开放、共享、普惠的精神内核正中经济高速增长中后期的国民金融需求痛点。在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的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已经维持了整整十年增速9%以上的高位运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金融资产管理配置的意识逐渐觉醒，这积累了财富能力基础。而与此同时，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在国内迅速应用普及，根据CNNIC的数据，截至2012年，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6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42.1%，智能手机渗透率快速攀升，国民生活数据化与信息化成为趋势，这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奠定了技术能力基础。最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当时的金融体系架构尚不完善以及经营成本得不到有效降低，传统金融从业者缺乏拓宽市场的动力，有相当部分以中低收入家庭与小微企业为主的“长尾”客户金融需求虽然极为迫切，但却被传统金融机构拒之门外。小额、分散、个性化的互联网金融正是对这些呼声给予了回应，在财富与技术条件都已成熟时迅速契合了这部分需求，实现良好发展是恰逢其时的。
在供给端，开放包容的监管环境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创造了可能。互联网金融连续三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央行等部委更是多次出台指导意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这都显示出国家层面对互联网金融给予高度重视，且这种重视在发展初期以鼓励、扶持的态度为主。尽管目前由于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点频出，审慎监管态度开始占据主导，但仍未对已有业态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给市场创新留出了较大余地。此外，行业示范效应也刺激了市场创新活力的迸发。阿里巴巴等企业的成功崛起让众多创业者看到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巨大力量，也令他们看清了时代变革的方向，从而纷纷投身于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浪潮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子式消费领域萌发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初始阶段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消费级的原子式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由阿里带动的第三方支付争夺战与“宝宝”类理财产品的兴起。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流量为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式相对粗放，获客能力是竞争的核心。第二阶段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阶段。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政策导向渐趋明显、传统金融机构被倒逼转型、数据与征信技术有所突破，消费级互联网金融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发展模式由B2C、C2C的个人互联网金融向B2B、B2B2C的产业互联网金融变迁。我们称这一阶段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参与主体为众多企业，同时纵向深耕特定行业，典型企业如生意宝、海宁皮城、熊猫金控等。第三阶段是科技创新驱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互联网早期的流量红利基本被侵吞完毕，大数据、移动金融、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要素正在成为核心驱动力。此阶段的发展尚属起步，仍需要后续观察。
以互联网金融中最受关注的网贷行业为例，其同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是金融产品互联网营销，即将传统金融产品的销售渠道简单向线上平移。第二阶段是垂直领域资产挖掘或者一站式理财产品互联网销售。网贷机构或是专注于某一特定人群（例如车贷用户），或是将用户覆盖面横向铺开，向其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个体流量还是平台盈利的关键。第三阶段是网贷平台对接“互联网+”行业（例如跨境电商、长租公寓等）的金融需求。在这一阶段，平台已无须采用“地推”等形式获客，而是坐享特定企业的流量，为其提供专业化的金融需求解决方案。
纵观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演进历程，从消费级的原子式到与产业相结合，从以流量用户为核心到受科技要素所驱动，互联网金融与产业经济全局的融合与互动愈加复杂深入。相应地，在这种高融合度下，隐含风险一旦爆发，其后果将无法估量。因此行业的演进也倒逼着监管不断升级，规范发展已成为现阶段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