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移民回流本土化研究范式

　　全球化时代大陆新移民的回流出现了“原户籍地—移入地—回流地”的三角互动模式，但这是否可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回流空间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所谓大陆新移民，一般是指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以新华侨华人为主，也包括部分未取得住在国长期居留资格、居留一年及以上的中国公民。据估算，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走向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已经超过１０００万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移民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回流热潮涌现。

　　三角模式、人才环流和跨国主义理论从不同视角解读了全球化时代移民回流的原因和影响机制，但因中国大陆移民的特殊性，以上理论对于我国海外移民回流现象的适用性还有待验证。基于人口学视角对不同群体新移民的回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类研究，将有助于探索形成移民回流本土化的理论研究范式，有利于开展关于大陆新移民回流模式影响机制及空间特征规律的实证性研究，并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自２０１４年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大陆新移民回流的模式与空间特征”以来，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上海、浙江侨情普查中回流大陆新移民的样本数据，结合近期在长三江典型地区的访谈资料，对大陆新移民回流的模式及空间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前期研究发现：首先，现阶段大陆新移民回流的模式以返迁和环流为主，海外留学移民回流以一次性终结的返迁居多，华侨华人新移民回流则多属于在住在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循环流动，具有明显的“两国性”特点。大陆新移民回流意愿与出国动机存在一定关联性，海外留学移民的回流意愿高于华侨华人新移民。我国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加速，对父代留守大陆的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意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全球化背景下，大陆新移民的回流行为更多是移民个体微观的决策行为，与移民个体特征及其家庭状况密切相关。海外留学人员回流旨在追逐个人人力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华侨华人新移民循环流动是为了实现个人收益和子女教育、老年照料等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移民出国及回流的动机，有助于构建基于不同身份的移民发展及管理政策体系。

　　其次，海外新移民的回流具有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和空间指向性，大多数遵从与原籍地“邻近优先”的原则。回流地点以出国前户籍地为中心，向外扩散，回流人数由内向外呈阶梯状下降，跨省回流的人口主要集聚于周边省市，具有“择邻而居”的特点，且与原户籍地保持密切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是高学历者的主要流向，留学生创业园区的空间分布与归国留学人员的居住空间分布具有相当大的关联性。跨区域回流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以研究生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回到户籍地的回流人群长２．２年。传统的国际移民回流多为失败型回流，表现在空间模式上则为从移民地到原籍地的“二点一线”模式，全球化时代大陆新移民的回流出现了“原户籍地—移入地—回流地”的三角互动模式，但这是否可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回流空间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最后，跨区域的回流地与原户籍地分离是人才政策和产业集聚“双重”效应影响的结果。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成为海外新移民回流集聚地的重要选项之一，良好的政策环境、文化相似性和与原籍地之间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影响海外移民尤其是留学返迁移民依据“原籍地邻近优先”原则选择工作地的重要依据。人才政策的相似性强化了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的竞争效应，引发了区域间对新移民资源的竞争，长三角都市圈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为海外回流新移民资源的流动转移提供了空间。上述跨区域回流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对我国优化海外大陆回流人才资源的空间配置，提高海外人才集聚的社会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０１７年，本课题组将以上海、浙江原有的侨情数据库作为样本库，抽取部分回流新移民的数据资料，深入分析回流决策机制，对三角互动的回流空间理论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