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波兰的廉价劳动力“持续蜂拥”至德国提出警告。他说：“自由市场政策，包括开放东部边境，是当前最糟糕的政策。”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这些外国人的融入，可能威胁“这个已经因现代经济发展而分裂的国家的社会一致性”。韦伯这位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从文化角度来看，波兰人的涌入”甚至比中国的“苦力”还要危险得多。
与韦伯关于德国的“生存斗争”言论和他对天主教徒、犹太人、波兰人和中国人的苛责相比，丽塔·金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一书中援引的多元文化主义反对者们的论调，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虽然欧洲在二战后为重建破坏的经济而引进的大量非白人劳动力，对他们来说是现成的批评对象。道格拉斯·默里在《欧洲的奇怪死亡》一书中援引了他很赞同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一句话——“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是反欧洲文明的”——看上去同样切题。但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煽动家们如今大肆抨击移民并承诺通过排外来建设更强大、更团结的国家，难免让人产生这一切似曾相识的感觉。
种族民族主义的现代起源
种族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成为普遍现象，这成为经济全球化第一阶段突然被打断的原因。欧洲人在海外争夺领土和资源，眼红的美国人紧随其后的同时，种族、民族和宗教等级被强加给非西方人民。排外对于他们建设国内政治社群的疯狂举动也起到重要作用。正如韦伯所写的，旧的纽带和一致性使现代经济发展导致的分裂社会更加苦恼。很多痛苦中的人们迫切希望重建并净化社会，保持“我们”的身份，使之脱离那些因名字、肤色或宗教活动被打上“其他人”烙印的人。大量的移民前往西欧和美国（数量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强化了对共同整体性丧失的幻想。此外还有混乱的难民潮：俄国的大屠杀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幸存者进入西欧。（韦伯对波兰人“蜂拥而至”的警告，反映了当时对东方犹太人的一种普遍焦虑。）
19世纪末，愤怒的反犹主义在奥匈帝国、德国和法国兴起，与此同时，在美国，白人暴徒对黑人实施私刑的事件越来越多。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了激进的移民政策，通过了旨在把亚洲人挡在门外的法律。《吉姆·克罗法》（吉姆·克罗是对黑人的贬称——本报注）在19世纪90年代使种族分离制度化，与此同时，美国大众对移民产生了疯狂的排斥。对衰落的恐惧甚至困扰着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有权势的白人。1905年，在对“黄祸”的普遍偏执中，他对“种族自杀”提出警告，劝告白人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对付他们的非白人竞争者。
当代白人的生存恐慌
历史总是以乏味的方式重演，一个世纪后，另一位大男子主义总统又开始强化白人对输掉生存斗争的恐惧。唐纳德·特朗普2017年7月在华沙称：“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生存意志。”事实上，随着全球化似乎让曾经强大的西方国家变弱，让过去被贬为“黄祸”的国家强大起来，对衰落的担忧日益加剧。与19世纪末一样，政治煽动家把无权无势者的担忧引向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上：移民和难民。
随着全球化的第二阶段遭遇危机，找替罪羊的机制——煽动民众的不满并告诉他们元凶是谁——在欧洲和美国已经走火入魔。
挪威的屠杀者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他那份令人震惊的长篇大论中称，自己的国家接纳大量非白人少数民族的行为，是欧洲“自我毁灭之最”。道格拉斯·默里书中第一句话就是，整个欧洲“都正在自杀”。
默里写道：“只有现代欧洲人，在一个国际虐待市场上如此开心地自我沦落。”我们不知道这位《旁观者》杂志副主编默里所说的欧洲受虐狂到底是谁。最近的民调显示，他的大多数同胞对昔日帝国十分骄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对恢复帝国辉煌和权力的幻想，促使英国在去年作出脱离欧盟的决定。此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默里对于绝大多数德国人为纳粹历史忏悔并决心不再让历史重演，似乎并不完全放心。
不用说，与19世纪末那些论调一样，默里给欧洲唱的挽歌在根本上是缺乏逻辑的。与其他鼓吹固定和单一身份的学舌者一样，默里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个人都不能成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独一无二的继承者。欧洲和美国一直是各种力量的熔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
曾在20世纪初亲眼目睹欧洲的自杀式民族主义的印度作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写过这样的话：“人与人的不同，并不像山与山之间的屏障一样一成不变——在无穷变化与组合的世界游戏中，它们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会改变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形态和自己的声音。”
“多元文化主义”的死亡
对于默里关于民族宗教社群的历史倒退主张和他对被污染的恐惧，需要认真的分析。鉴于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的毒害，找出当前焦虑的深层原因，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正是丽塔·金的著作所提供的，她把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无休止的辩论，归纳为战后欧洲的一幅生动画像。她的书思路清晰，论证巧妙，是学者干预被偏见主导的公共辩论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在英国统治结束后，金的父母作为少数民族的华裔，被迫离开马来西亚，接触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包括学生、员工、同事、邻居、朋友、姻亲等”。她希望她的读者明白，移民的身份既是多重的，又是不断变化的，虽然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很容易把他们在政治上归为一类人”。同样，她也不认为英国人、德国人或欧洲人等身份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欧洲的概念，始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与穆斯林人口相遇后。在遥远的商贸交易站和殖民地，欧洲的自我意识与被征服者和所谓的劣等种族人民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但金写道，二战后“移民模式的逆转彻底改变了欧洲的自我定义过程”，“欧洲人不再像数百年来那样向外流动，全世界的人开始在欧洲定居，满足了战争破坏造成的劳动力需求”。
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过去，那些被认为与欧洲身份格格不入的人，通常居住在欧洲之外。但现如今，他们在欧洲内部形成了稳固的势力。”在19世纪，建立在单一人口基础上的民族国家，需要外国的土地和资源才能扩张；他们拥有推行种族、阶级和教育等级制的残忍力量，可以保护“本地人”的地位。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逐渐被削弱，原因首先是战后重建的紧迫性，其次是近几十年全球化过程中技术、商品和资本的加速流动。
金分析1945年之后欧洲精英对待身边深肤色陌生人的态度一针见血：他们先是无视、歪曲和边缘化他们，然后把他们称为一个问题，并经常以“多元文化主义”相称。
金认为，担心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是那些习惯了建立在统治地位和排他性上的身份，并对这种身份的逐渐瓦解感到恐慌的人。当然，移民不是一个外部强加给欧洲的问题；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命运，因19世纪的征服、殖民和贸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历史遗忘症在如何对待非白人劳工的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欧洲人从未预料到，这些人会留在欧洲，更不用说融入和同化了。顽固的种族主义（随处可见的“狗、黑人、爱尔兰人不得入内”的告示就是一个例子）在很多年里都是数百万劳工和农民的厄运，是大都市富人的特权。
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开始抬头。随着由帝国主义造就的不平等世界开始分裂，多样性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行不通了，欧洲开始发生恐怖袭击、经济危机和难民潮，这些难民来自那些它们在亚洲和非洲草率地建立和再造的国家。金积极地分析了一种甚至连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主流政治家们都认同的“共同推定”，即多元文化主义是失败的。金说：“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死亡’，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告诉移民，‘我们不承认你；你不是我们社会的一分子’。”
无论如何，就像金在书中提出的：“欧洲人究竟认为什么能取代多元文化主义？他们将如何应对多民族多样性的继续发展？”她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在欧洲人（以及美国人）似乎正在向着他们黑暗历史前进的当下，这些问题看上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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