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极右翼政党的带动下，对难民问题的讨论逐渐脱离技术层面而趋向“政治化”，极右翼政党甚至部分主流政党开始“消费”难民危机，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难民成为民粹政党的工具，沦为西方福利制度缺陷的替罪羊。
近期，有关瑞典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眼位置，且所报道的事件往往以激烈的面目呈现，一改这一国度往常给人留下的平和安详的印象。在国人的印象中，瑞典经济发达、社会包容、福利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长期排名世界前列。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禁引发人们思考，瑞典怎么了？
在近期的事件中，除了引发国内舆论热议的中国游客被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一事，还有两件事值得关注：其一是新近结束的瑞典大选，极右翼民粹政党瑞典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中左及中右联盟都未能获得超半数选票以成功组阁的情况下，瑞典民主党在瑞典政坛中将扮演“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给瑞典政治带来深刻影响。其二是8月在瑞典多地发生的系列纵火、破坏事件。当地时间8月13日晚，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多地共约100余辆汽车被蓄意破坏或烧毁。而事后经瑞典警方调查，肇事者多为不满18岁的当地青年，且大部分为土耳其移民。
近年来，瑞典警方划定的“生人勿进”街区越来越多，所谓“危险区域”正在不断扩大，民众的不安全感正明显上升。同时，有人担心，伴随着极右翼民粹势力得势，瑞典能否免于极端思潮的大规模侵蚀，并保持其引以为豪的“开放社会”的特征。对于当前的瑞典，“安全”与“开放”间的张力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
许多观察者将这一系列变化归咎于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认为难民危机爆发之后，大量中东难民的涌入使得瑞典社会不堪重负。无疑，难民大量涌入后的无序、失控状态是造成当前局面的直接因素。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初，瑞典零门槛、高福利政策使其成为最受难民欢迎的目的地之一。仅2015年，就有16.3万难民涌入瑞典，使瑞典成为欧盟各国中人均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但这种接收方式很快便被发现是不可持续的。随后，瑞典政府与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一样，进一步收紧其难民、移民政策，并着手遣返部分不符合条件的所谓难民。
然而，当前的问题是，尽管难民数量得到管控，但难民危机却已“变身”为“融入危机”并进一步发酵。如何让已在境内的、符合条件的难民顺利、有效地融入当地社会是困扰瑞典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首要难题。难民常常聚集进而“开辟”出“自治区”，政府难以对难民聚集区进行有效管理，无法通过现有手段合法地在难民聚集区建立秩序，只能任由难民“自行其是”。此外，在难民原本就缺乏就业意愿的前提下，政府仅仅“致力于”提供补贴及福利，却无法通过创造、提供就业岗位的方式帮助、规范难民。民众一方面感受到小部分难民所带来的人身及社会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则认为自身缴纳高额税负大量用于与难民有关开支。民众对于政府政策的不满因此上升。
煽动普通民众与难民、移民间的对立情绪并无助于解决问题。但仅仅指出问题、煽动情绪却不提供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恰是瑞典民主党为西方主流政党所诟病的一点，这也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性所在。在极右翼政党的带动下，对难民问题的讨论逐渐脱离技术层面而趋向“政治化”，极右翼政党甚至部分主流政党开始“消费”难民危机，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难民成为民粹政党的工具，沦为西方福利制度缺陷的替罪羊。极右翼政党所代表的往往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主张，若任由这种由短期利益驱动的与邻为壑、饮鸩止渴的方式泛滥，再开放的社会也将逐步走向封闭、乃至排外。
近几年来，西方正进入“后真相”时代，越来越多的政治讨论并不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情绪展开。西方主流政党在维护社会、经济平等过程中的“失灵”使得人们感觉尊严、权利受到忽视乃至剥夺，安全感日益丧失。身份政治、情绪政治因而大行其道。某些好事之徒凭依“难民—移民—全球化”的逻辑链，将部分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转移为对移民“抢走工作”、占据福利资源的不满，从而引发种族主义情绪。这一做法也进一步使人们相信“安全”与“开放”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一旦人们陷入这一怪圈，希望以“封闭”获得“安全”，最终可能是“安全”与“开放”都将一步步远离。
如许多观察者所述，瑞典当前正处在“十字路口”，是以“封闭”换取所谓“安全”，亦或是调整政策，在维持社会开放程度的过程中更多照顾不同人群的平等，以法治提升人民的安全感，将是瑞典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胡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海外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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