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寿光：皮书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皮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缘是有偶然因素的。皮书最早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末，准确说是1990年。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请一批社科院的著名学者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本来安排了半天，结果谈了一整天。这次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刘国光和当时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王洛林提出，与改革开放十几年的经济态势相比较，当年的GDP增长已经下滑到6%了，处于下行的状态。在中国经济处于治理整顿期的形势下，中央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和预测，经济学家要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在这次座谈会之后，刘国光、李京文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就给中央写信，建议根据80年代初期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和一个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的推荐，而采用的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的方式对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方法，来对全国的经济进行分析和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关于开展宏观经济预测情况的报告》

这个报告得到了李鹏总理的批示，他表示全力支持，并且从总理基金中每年拿出50万元人民币给予研究资助。当时的50万元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按照不变价格测算的话，相当于今天的500万元都不止。1990年的秋季，就召开了第一次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根据预测的结果和座谈会的现场讨论成果形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当年没有正式出版，就用一个蓝色的封面裹在一起，称之为“蓝皮书”，因为是经济方向的，就叫作“经济蓝皮书”。我相信主编和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当时所谓的“蓝皮书”会是一种新的出版形态。

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蓝皮书开始正式出版。1992年，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组织了社科院现任副院长李培林、现任欧洲所所长黄平，试图编一本《社会蓝皮书》，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形势需要分析和预测，社会形势也同样需要。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汝信同志的支持。社科院立即组织课题组，每年给予10万元的支持。1992年《社会蓝皮书》出版。到1996年，先后有了《世界经济黄皮书》和《农村绿皮书》。为什么叫作黄皮书呢？因为当时世经政所的所长，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主编，说中国经济用蓝色的，那世界经济我就用黄色。所以，皮书颜色的选择有时候也是个人意志。农村绿皮书用绿色，而不是黄色，就是因为农村带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就用了绿色。

1992年《社会蓝皮书》

一直到9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反响一般，原来的出版社对皮书的出版就是有一搭无一搭，时间不正常，出版也不规范，库房里存在大量的积压。当时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蓝皮书》主编之一李京文院士说我不想再补贴这个出版社了，没有补贴，出版社也就不出了。所以，以前和我们有过合作的数技经所编辑部主任李富强就找了我们的老社长，老社长碍于面子就接了下来，但是虽然接了下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那一年，出版社找来了一个广东的名叫王胜华的书商。王胜华完全用民营书商的眼光来做这本书，改了宣传口号，加了个腰封，书名（《1997：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突出“1997：中国经济”，一炮打响，发行了4万册，不仅书商挣钱了，出版社拿了书号钱，作者方原创单位也拿到了稿费，还没有出补贴。后来我来到社里，第一个主意就是要找准方向，按专业化、市场化方式来运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我和陆学艺所长天然的师生情分，1992年《社会蓝皮书》从酝酿到出版我一直参与讨论，对这种年度报告类图书的认识很深刻；其次，我接触类似的这种报告比较早，像《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对这种产品模式还是有着自觉意识的。当时我就意识到，必须以规模化、系列化为方向，以制造市场效应为出发点。

1997：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1997年的冬天，我就和那个书商说，蓝皮书你可以参与发行，但是对它的编辑和主导权，由出版社来负责。当时我们老社长还没退，他看到这种形势心里特别打鼓。那是在1998年，我选择了当时最好的纸张，开本由小32开变为大32开；还请现在的设计总监孙元明按照做品牌的角度做设计；我们把时间的节点把握好，做市场化、品牌化的宣传和推广，让书商参与发行。结果，1998年的经济蓝皮书我们总共发了3.8万册，社会蓝皮书2.2万册，一把就挣钱了，这让我们信心大增。

1999年，我们在蓝皮书的基础上紧接着就做了《农村绿皮书》《世界经济黄皮书》，这就容易形成品牌效应。当时我就觉得要做大规模的推广和宣传，比如发布会，这个从《经济蓝皮书》开始就有了，而且在以后也是必须坚持的。那时候请记者和开发布会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即使花钱了也并不容易做好，但实践证明，最后产生的市场效益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还开了图书在公交车上做广告的先河。那是在1999年，我根据皮书读者对象的特点，选择了四条公交线路投放广告。因为皮书对大众读者来说毫无吸引力，白送他们也未必要，但是对于专业人士和决策者来说却非常有意义。因此，我选择的44路是沿着二环路转的，320路是要经过国家发改委、三里河到中关村的，9路经过人民日报社。在4条公交线车身上做广告，做了3个月的时间，共花了19.8万元，那个时候19.8万元可不是一笔小钱啊！

公交车体广告

随着影响力的增大，皮书品种也在不断增加。到了2002年，我和许春山第一次到日本参加东京书展。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好多商店门口有人派发面巾纸广告，面巾纸封面上，有的做的是新杂志发行的广告，也有其他产品的广告。我一下子受到了启发，何不用面巾纸作为广告载体？我让出版部去找能提供面巾纸广告的企业，最后广东一家生产高质量面巾纸的企业，在我们定制的面巾纸上印上了我们皮书的标识。那么面巾纸派发到哪儿呢？我们找人到京西宾馆、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门口发放，然后到中央党校发放。同时我们开始设计用扑克牌做广告，2002年就推出了皮书的扑克牌，《经济蓝皮书》大猫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之后我们的宣传推广就慢慢发展到了今天这种模式，像皮书年历本、皮书水、皮书伞等等，这就是系列推广了。

皮书扑克

通过我们的带动，在1999年的时候国内很多出版机构、研究机构就已经把紫皮书、蓝皮书、绿皮书、灰皮书等等都出版了，泡沫现象随之产生，开始引起媒体的关注，因为抄袭和不规范的运作确实太多了。所以，我们社2000年在葫芦岛与辽宁省社科院召开了第一次皮书年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规范皮书的原创，研讨维护这个品牌的举措。之后的每一届皮书年会，我们都有一套独特的组织方式，而且有着特有的主题，现在皮书年会本身也形成品牌了。

“皮书”这个概念，最早就是因为有了“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之后，大家觉得很绕口，后来内部就形成了“皮书”这种工作语言。编辑们叫开了以后，媒体也就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当时还带引号的。在2003年第四次皮书年会上，我就开始对皮书下定义。到2005年，在郑州召开的第六次皮书年会上，就有了现在的这种经典表述了，即皮书是一种以年度为时间单元，关于某一门类、地域或领域的社会科学资讯类连续出版物。

到了今天,皮书研创变成了智库建设的主要抓手，已经自觉成为智库产品聚合。2003年，我们开始在皮书上附带光盘，开启皮书数字化的历程。皮书为什么要带光盘呢？是因为当时有一件事情给了我刺激。北京电视台有一次播新闻，说北图抓了几个撕书偷书的农民工，后来电视上澄清那本书是《城市竞争力报告》，是因为有公司收购书里面的数据部分，一页五毛钱，才会有农民工想撕了卖钱。当时我就自觉意识到，我们皮书里的大量数据是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服务的，而且一定要让它变成数字化的东西，方便使用。说来也巧，有一次，我们社会政法分社社长王绯的弟弟王宏源，从IBM辞职回国创业，最初的时候就是为台湾代理一个高速扫描整理成数据的产品，这个产品包含着若干项专利技术，同时，这个产品还带有一个阅读平台，可以自动累加信息。我说你这种技术可以安装使用在我的皮书上。

2003年是使用这种技术的第一年，我说我们实验一下，在不加密的情况下，看看光盘对纸质书的销售会不会有影响。后来我们经过调查获知，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把这个光盘放在校园网上去了，使用者很多，对纸质图书的销量真的产生了影响。所以，从2004年开始我们就对这个光盘进行加密，买了书再附赠光盘让你下载使用。第一次不加密，就是作为实验，培养大家的使用习惯。2004年我们开始同步做了第一期皮书数据库。当时我们把历史上所有出过的、能搜集到的，包括不在我社出版的各类皮书，只要他们愿意，都放到了我们的皮书数据库里。我们做的第一期不是全文检索，是图形文献检索，而且只能检索到篇章，不能做全文检索。2009年在深圳文博会上我们正式发布了皮书数据库第一版。后来开始做第二版，就是可以进行全文检索的网络版，但只是体验，因为当时的投入有限。2014年皮书数据库第三版正式发布，无论从用户体验还是内容的数据量上来说，它都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数据库产品。现在我们通过美国一家叫“东方瞭望”的公司代理在北美和欧洲的销售，无论是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这些著名的高校和智库都已经开始订阅我们的数据库产品。而且在2015年的美国亚洲年会上，在我们和这些海外图书馆、学者们的交流中，皮书数据库得到了认同。现在，在国内，皮书数据库已经有了上千家的使用单位。我可以预期，皮书数据库下一步的发展，就正如在2011年在京西宾馆召开的皮书年会上，当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提出的那样：我们要有气魄，以标准普尔这样的企业为方向和目标，努力作能打造出中国指数的企业。未来我们会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智库产品的整合平台，成为最主要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经过筛选整理过的数据服务来源和服务商。

皮书数据库

我们的皮书由原来单本的纸质书，变成为每一个需求者提供专业的智库产品服务的平台，所以才会有“一带一路”专题数据库这样的产品。接下来我们可以给每个个人、机构提供定制服务。随着数据库的使用量越来越大，使用越来越普遍，每一篇报告在后台统计出来的被检索、下载、转引的数据将会成为对每一篇研究报告和文章的评价依据。每一篇报告都用这种客观的指标，再结合同行专家的评价，就会形成我们对皮书这一类产品相当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体系。我们在后台对所有入库的文章进行数据分析，就可以得到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的量化分析结果。最后我们会像SSCI那样，变成一个标准，只有能进皮书数据库的研究报告，才是一篇合格的研究报告。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对当年出版甚至若干年前出版的研究报告的下载点击量进行数据抓取和分析了。因为皮书数据库成了一个智库产品交流和推送的著名平台，最终就会吸纳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和智库的成果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发布。所以我说，它开创了一个新出版形态，也是为向现代出版转型搭建起了一个最主要的平台。

在皮书为决策而产生的这些服务还有它形成的影响力背后，有很多故事。我记得有一年《经济蓝皮书》发布，直接影响了香港股指。还有一本很不起眼的叫作《杜仲产业绿皮书》的皮书发布（杜仲是一种可以提炼杜仲胶并且品质优于橡胶的植物），第二天沪深两市橡胶板块全面大涨，成为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关于安徽我们出过一部《合肥经济圈蓝皮书》，最后形成皖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进入国家决策层面。往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会通过皮书的发布而形成社会舆论，然后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这就形成了一个因果链条。

每一本皮书都有它自身的故事，有的是非常生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政府的采购规范、透明，和前几年我们出版的一本《法治蓝皮书》有相当大的关系。《法治蓝皮书》发布了政府采购的调研报告，将不当的采购行为加以披露，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带动政府改进决策和服务，而政府采购的规则又推动了我们的法治以及依法治理的进程。现在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国务院已经正式发文将其作为一种考核政府的执政业绩指标，而政府网站透明度的问题最初就是《法治蓝皮书》披露出来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当时政府最担心的问题是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问题。而那一年我们的《社会蓝皮书》预测，农民工的返乡问题不会成为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大学生就业。这引起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高度关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社会蓝皮书》曾经发布出高校扩招以后，大学校园的扩张负债率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这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马上着手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都应当说是皮书本身所带来的决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