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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小讲坛”3月20日在我社金鼎首次开讲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网 作者：本网编辑
发布时间：2012-04-01
现代编辑工作不仅需要编辑人员具有广博的学识和专业修养，还要不间断地学习和汲取新的知识。为提高编辑自身修养，促进部门内部的交流，我社皮书出版中心安排开展了“皮书小讲坛”活动。
“皮书小讲坛”是皮书出版中心2012年推出的一项新尝试。这个小讲坛的设置，旨在发挥编辑自身学科优势，以讲座形式，在部门内部展开自我培训和提高。此举不但使编辑们了解了非自身专业的知识，还促使编辑加强自我学习，并为编辑们提供了展示个人风采的机会。
2012年3月20日，酝酿了近一个月的“皮书小讲坛”在我社金鼎会议室首次开讲了。第一讲由皮书出版中心返聘编辑王颉老师为大家授课。
王颉老师退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他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编辑工作经验，为学员们做了题为《社会学发展的新机遇》的精彩讲座，为学员理清了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以及社会学发展的脉络，并向学员描述了社会学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使每一位听者都受益匪浅。
下一步，我社皮书出版中心将在每月开展一次“小讲坛”活动，本网将会定期发布讲座讲义，敬请关注。
附：“皮书小讲坛”第一讲讲义
社会学发展的新机遇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我社皮书出版中心返聘编辑王颉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经33年，33年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学方面的经典和普及著作，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对外交流，同时为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队伍的培养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一 改革开放呼唤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开始拨乱反正，在整合重建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当时的困难和问题积重难返，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经济濒临崩溃，十年“文革”中国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相当于1949～1977年基本建设总投资的80%。改革开始部分地区农民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各地各级政府大都举棋未定。二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对外开放后，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危机”以及对党和政府及其各级干部的“信任危机”。两个“危机”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命运与改革开放的成败。三是，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冤假错案亟待解决。包括54万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及更大数量的“地富反坏”需要落实政策。加之，“文化大革命”中有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急需返城。为了尽早回城各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上访、游行、静坐、扒火车、冲击政府及相关部门等事件。四是，社会治安问题严重，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在全部罪犯中的比例高达70%～80%。五是，失业问题严重，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青壮年就业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严重的社会问题困扰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落实，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但是，对于已经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路线事关方向的问题，改革开放亟待现代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导向。社会学的历史已经证明，大凡社会问题突出，社会建设和发展遭遇巨大困难与瓶颈的关键时期，全社会都会呼唤社会学的积极参与，社会学在实践中进步和发展的机遇也就到来了。
1979年3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为已经中断27年的所谓“资产阶级伪科学”平反；邓小平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同时成立了社会学会，费孝通任所长、会长。
二 社会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社会学的恢复重建经历了集结队伍（办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会）、培养人才（大学设社会学系、开设学习班、社会学讲座）、举办社会学杂志以及图书馆的初期阶段。
翻译社会学经典著作，引进国外社会学知识。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名家；滕尼斯、齐美尔等推动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学家，尤其是韦伯、帕森斯等集大成社会学家的著作，成为社会学重建阶段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在中国社会学界理论上影响最大的是韦伯关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成为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础。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等都成为研究的热点。
中国社会学是以中国现代化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全面而深化推进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转型理论”、“三农”问题研究、社会分层理论等，涉及范围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婚姻家庭与性别、社会心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城乡社会变迁、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等。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影响较大的领域是社会转型理论、城市化与“三农”理论、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及和谐社会理论、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但是，在社会学重建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决策者对形势的误判和路线选择起到了误导甚至“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例如，在“苏南模式”的发展中，对于“苏南模式”的“神化”以及地方干部弄虚作假估计不足，以致造成政界、理论界、新闻界等极力推崇“苏南模式”而排斥其他发展模式的“一言堂”，一位在社会学界颇具影响的社会学家认为“苏南的今天可能就是其他地方的明天”。正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鼓噪声中，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办乡村企业的浪潮，中国共有行政村近70万个，1998年全国共开办农村企业2015万个，其中有87%办在行政村内。苏南乡镇企业大发展的20余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2007年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就是大自然对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严厉惩罚。太湖水面江苏占60%，浙江占40%，而江苏的无锡和常州对太湖的污染却高达85%，来自浙江的污染只有15%。据统计，太湖流域的小化工厂多达两万余家。化工、纺织、冶金、造纸、电镀、酿造六大行业包围太湖，客观地说，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对于“普及”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为特点的苏南模式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同时，对于太湖的污染，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难以治理，更是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的。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表示，太湖蓝藻事件不仅使苏南模式遭到质疑，还会颠覆“苏锡常”全面小康的成果。究其根源，社会学界是有责任的，因为“苏南模式”一直是社会学界最为热衷推崇的发展模式。
社会学自身的发展也曾陷入过误区。例如，关于“土地所有权”改革问题的大讨论，颇有一番“盲人摸象”的味道。前后历时数年的大讨论由经济学界发起、社会学界积极参与，赞成“土地私有”的学者有秦晖、党国英、吴敬琏、厉以宁等，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有温铁军、潘维、贺雪峰、李昌平等。
如果放眼世界，稍作留意，即可发现，土地问题的核心不在归谁所有，强调土地所有问题的是传统的观念，尤其是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例一，法国的土地属于私有，但是更像是一匹“带着笼头的野马”，国家对土地实施宏观管理，推行“土地集中”和“鼓励租佃”的政策，一是，规定土地“不可分割”的原则，农场主的土地只能由一个子女而不是多个子女继承；二是，国家建立“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通过贷款从私人手里购买土地，经过整治以较低价格卖给农民，特别是卖给中等经营规模的农民，目的是鼓励规模经营，促使小农离开农业；三是，政府控制农用土地价格，发放脱离农业的终身补贴，以鼓励老年农场主放弃耕作。例二，美国实施土地农场主私有制度，20世纪初农场平均规模为461英亩，约合2800亩。美国农场土地规模能够保持并不断扩张，原因是土地的买卖和转让方式主要是租佃制，拥有土地而不经营的人要自找使用者出租，或通过中介出租。在土地流转中土地只是从一个农场主手里转到另一个农场主手里。法律规定，家庭成员可拥有或继承农场土地股份，但不能退股或将股份抵押，只允许内部转让，以保证在代际继承中土地不被细分碎化。例三，加拿大是资本主义国家，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是，其土地制度采取的是国家所有制，联邦政府占有的土地高达全国土地面积的40%；州政府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50%；属于个人所有的土地只有10%，而且，最好的土地都属于政府所有。
可见，土地所有权之争的确是个“伪命题”，我们看到，土地制度与国家性质并无直接关系，世界各国，无论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共同的特点，一是不允许随意买卖；二是不允许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三是不允许随意分割土地，使土地经营规模变小。我国的耕地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并没有能阻止土地的随意征调，也没能阻止各地对土地的粗放经营，甚至随意撂荒。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丧失学科个性或科学性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上述“趋炎附势”或使学科庸俗化的现象。而社会出现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处于发展的拐点时，社会学利用自己紧密联系实际、深入社会底层的特点，有可能在剖析问题、提出对策上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 迎接社会学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同时也预示着高风险期的到来。近年来，社会运行中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公共危机事件。公共危机事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安全生产、环境生态、食品质量、社会治安。例如，矿难、环境污染事故、有毒食品、群体事件等。
矿难已经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劳动者的尊严、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基本“人权”的保障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据统计，2001～2004年，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共发生188起，平均每7．4天发生一起。2005年我国共产煤16．6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33．2%，但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占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每百万吨死亡率高达3．96人，美国只有0．039人，只相当于中国的1%。被认为比中国落后的印度也只有0．42人；俄罗斯为0．34人；南非为0．13人。污染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只举一项数字即可看到问题的严重，我国有大型重化工项目7555个，其中有81%布设在江河水域及人口密集区。至于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有毒食品感到恐慌，“毒酒”、“瘦肉精”、“毒粉丝”、“地沟油”、“劣质奶粉”等，食品事件此起彼伏。
近年来，群体事件已经成为社会常态：1994～2005年，11年间，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从每年1万起迅速上升到7．4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每年73万人次快速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
最能反映公共危机的影响与危害程度的是“群体事件”，剖析“池州6·26群体事件”可以使我们对“群体事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2005年6月26日安徽池州发生了一个极普通的交通事故，来自外省的投资老板乘坐的本田汽车与池州本地青年刘亮相撞，双方发生争执，老板的保镖将刘亮殴打致伤，施暴中老板还扬言“打死了不就是赔30万吗！”引起围观市民极度不满，拨打110后，警察来到现场，却没能秉公处理，当老板的保镖亮出管制刀具逞威风时，警察未有反应，围观人群认为警察袒护打人者，场面开始混乱。池州市公安局长、市长等先后来到现场与围观群众对话，不仅没能平息群众的怒火，反而激起群众的更大不满，有人开始砸肇事汽车，并将汽车掀翻。围观群众增至近万人，有人点燃肇事汽车，并燃放鞭炮，场面进一步失控。很快又有人将警车推堵住派出所门口，并将警车点燃，现场浓烟四起，混乱进一步升级。指挥部派来武警维持秩序，少数不法分子转而袭击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的救火车也遭到阻挡，甚至被不法分子推离火场。这时有人又切断了派出所的电源，向派出所内扔放鞭炮，同时恶意纵火，又点燃一辆警车和一辆宣传车。另有一批不法分子冲进附近的超市，3小时内将超市洗劫一空。事件发生9小时之后，省公安厅出动700余名警力冒雨赶到现场，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一件普通的交通纠纷何以发展成为上万人的群体事件？社会管理者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广泛和深度估计不足，过于迷信强制性社会控制的作用，对于弱势群体的民主觉醒和公平诉求缺乏认识，等等，此外，在各地征地拆迁中出现的腐败、不公平，野蛮拆迁，上学难、就业难、就医难，房价物价上涨等都强化了“群体焦虑”，导致了非理性的“群体盲动”。“池州6·26群体事件”显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引发公共危机，其内核是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干群矛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冲突正在尖锐化。
近年来，与“池州6·26群体事件”类似的群体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例如，“贵州瓮安6·28事件”、“四川汉源群体事件”等都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集中爆发的结果。
高风险社会已经到来，目前，安全生产、环境生态、食品质量、社会治安成为中国转型期应对公共危机的主要方面，对于执政党和各级政府而言，每一次事件、每一场灾害，都是对执政能力甚至合法性的严峻挑战。
与社会学恢复重建的1979年相比，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社会发展的新拐点，如果说存在区别的话，1979年的社会矛盾是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为对立面，政府及其各级干部与群众是站在一起的，干群之间、政府和民众之间、民众内部群体之间，矛盾冲突远未达到尖锐激烈的程度。当前的各类矛盾冲突错综复杂，彻底解决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社会过程，而群体的焦虑与矛盾的激化纠缠在一起，公共危机随时随地都有爆发的可能。政府需要导入政治协商的机制和方法，才能有信心、有能力面对高风险社会的到来。
社会学大有作为的春天已经到来，作为曾经为社会学重建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样也迎来了又一次发展的机遇。
（以上文字由我社皮书出版中心编务陈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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